全球通史 第43节

  最初，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实现。在海军发生兵变和革命从波罗的海诸港口传入内地以后（见第二十章第六节），德国皇帝不得不于1918年11月9日退位。与俄国苏维埃相类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出现在包括柏林在内的各大城市。革命运动非常强大，共产主义似乎很有可能容没欧洲大陆，至少抵达莱茵河。然而，最后的结果并不是产生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产生一个资产阶级的德意志共和国。
  有几个当时未被注意到的因素可解释这一重大结果，一个因素是战前德国的繁荣，它使工人阶级比较心满意足、无心革命。诚然，1914年时的错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强大的政党，但它很保守，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而不是致力于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农民的富裕，他们的境况比俄国农民要好得多。在战争的几年中，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并不太坏，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把士地分给农民"的口号虽然在俄国非常有效，但对德国的影响却很小。而且，战争在德国革命的时候已结束，这又与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对和平的要求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多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但在德国却毫无意义。此外，尽管德国军队被打败，但它决没有象1917年的俄国军队那样士气沮丧、进行叛乱。在德国，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革命的反对者能号召可靠的军队支持他们。
  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阵线的分裂。当然，这决不是唯一的分裂。1914年，在支持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上，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分裂了。在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从一开始就支持德国的战争努力。由于他们比较保守，他们这时拚命反对革命的工人士兵委员会。"我憎恨社会革命"，艾伯特坦率地宣布，"我非常憎恨社会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派是斯巴达克斯同盟，它相当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由两位杰出、能干的革命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前者出身于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家庭，后者的祖先为波兰-犹太人。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斯巴达克思同盟支持工人士兵委员会，希望在德国建立一个苏维埃式的政权。在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斯巴达克斯同盟之间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也赞成建立苏维埃德国，但又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合作。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　当马克斯亲王宣布德皇退位时，他自己也辞去了首相职务，将政权交给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艾伯特成立了由"6位委员"组成的内阁即人民代表会议，其中3名为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成员，3名为独立往会民主党党人。斯巴达克思同盟情愿呆在内阁外面，其原因很简单，他们只对使革命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感兴趣。菲利普·谢德曼在议会大厦的阳台上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但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也在一哩以外的帝国宫殿的阳台上宣布苏维埃德国成立。这时，最大的问题是哪一派会取胜。
  1917年3月，临时政府成立，当时的形势可与俄国的形势相比。艾伯特十分潭楚俄国的结果，他不想成为第二个克伦斯基。因此，11月10日即德皇退位的第二天。他为了镇压斯巴达克思同盟和工人士兵委员会而与总参谋长威廉·格勒纳将军结成了秘密同盟。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两个人都要用连接柏林的总理公署和斯帕的司令部的专用电话进行交谈。由于有了这一强有力的支持，艾伯特开始积极反对极左派。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一起行动，并退出了内阁，但这无关紧要。11月30日，斯巴达克思同盟改名为德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并制订了起义计划，但在这些计划完成之前，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态堡已被逮捕，并"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他们的1，000多名追随者在随后爆发的残酷的巷战中被杀害。到1919年1月中旬时，来自左派的危险已经消除。
  德国已度过了极为关键的时刻，1919年1月19日，全国举行了国民议会而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当选的代表绝大多数为温和的左派。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一方面是为了避开柏林的骚乱，一方面是为了把世界舆论中的新德国与和平的文化象征如歌德和席勒联系在一起。艾伯特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谢德曼为第一任总理。
  1919年7月通过的宪法无疑是民主主义的宪法，至少大体上如此。它包含了当时各民主国家所赞成的一切方法，其中包括普选制、比例代表制、权利法案、政教分离和学教分离。当选的总统任期为7年，由他任命总理，又由总理遴选人员，组成一个必须得到国民议会即下院多数成员支持的内阁。参议院即上院由18个州的代表组成，它可以延迟但不能阻止立法。
  在这新宪法的幌子背后，旧德国的许多东西依然如故。官僚机构、司法系统和警察局完好无损地存留下来。在大学里，最不民主的和反犹太人的教授会和学生组织以学术自由为理由继续保持原状。新组成的国际军是旧帝国军队的缩影。除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外，实际上没有推行任何社会改革。工业上的卡特尔和垄断公司依然如故；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同德皇和各地方统治者一样仍保留着他们的地产。总之，德国革命保留的东西要比它改变的东西多。权力主要落在旧统治者手中，而这些旧统治者永远不会接受新秩序。最初，魏玛共和国在外国的财政援助下确能成功地保持自身的稳定。但是，当大萧条削弱了国家的基础时，这些不顺从的官僚、军官和拥有土地的绅士大多攻击起共和国，加快了共和国的灭亡。美国一位观察家对魏玛共和国的这一内在的致命弱点作了如下描述：
  想象一下一个让拥护君主制度的法官解释法律、让在忠于旧政权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旧官员管理政府的共和国吧；想象一下一个消极地听任反动的教师和教授教孩子们藐视现有的自由、赞成被美化的封建时代的共和国吧。……这个惊人的共和国向成千成万名毫无顾忌地希望推翻共和国的前官员和文职人员支付了大量的津贴。
  中欧的革命与倒退　对斯巴达克思同盟的镇压和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确保了中欧其余国家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然而，许多年里，欧洲的这一地区一直充满着骚乱和起义。波罗的海和爱琴海之间的广大农民政治上的觉醒和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原因是无数的农民新兵已因其战争经历而大大地扩大了视野。他们不仅观察到了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别，而且观察到了各国生活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的推翻也给农民以深刻影响。按照长期以来的传统，这种推翻是唤起民族主义愿望和阶级意识的大地震。最后，长年的战争造成的空前的破坏和苦难使革命形势更趋严重，尤其是在那些已遭受失败的国家里。
  这种革命骚动的确切表现因各国当地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各国共产党并没有起着突出的作用，只有匈牙利例外；在匈牙利，具有教会主义与和平主义学识的贵族哈伊·卡罗伊伯爵已于1918年11月16日宣布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卡罗伊切断了同奥地利的联系，然后试图通过诸如普选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政教分离和没收大地产之类的改革来使匈牙利自由化。但这样做未能把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少数民族争取过来，这些少数民族需要的是独立而不是改革，因此他们指望布拉格、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而不是指望布达佩斯。此外，协约国要求的停战条款非常苛刻，卡罗伊无法接受。1919年3月，他辞职并离开了这个国家。
  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内的匈牙利国际革命社会党填补了这一空白。在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支持下，这一政党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它的主要人物是库恩·贝洛，他是一位中产阶级的犹太人，过去曾是匈牙利军队中的一名军官，曾作为战俘在俄国生活过。在俄国，他遇见了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回国后成为一位职业革命者。由于是事态的发展使他一步登天取得政权，他不能保住他的权力。乡村的农民通常仍怀有敌意，他们拒绝出售粮食来换取共产党的纸币。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军队正侵入匈牙利，1919年8月4日，他们占领了布达佩斯，迫使库恩·贝洛逃往维也纳。1920年2月，当罗军撤离时，以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为首的右翼政府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宣告成立。霍尔蒂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里一直执政；在这段时期里，匈牙利是中欧唯一几乎完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或其他改革的国家。
  在其他大多数中欧国家中，农民政党道出了人民大众的不满。下列农民领袖曾在战后数年中就职：1919年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保加利亚就职；1925年斯蒂芬·拉迪奇在南斯拉夫就职21926年文森特·维托斯在波兰就职；1928年尤利乌·马纽在罗马尼亚就职。然而，由于他们奉行和平主义、不喜欢暴力，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长期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很易受到那些处于牢固地位的军人和官员的伤害，那些人在其利益受到威胁时就毫不犹豫地尽力争夺政权。农民领袖失败的另一原因在于为政治机会所吸引的律师和城市知识分子愈来愈控制了农民政党。在这种领导下。各农民政党通常代表富农的利益。与广大贫农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农民领袖一个接一个地被革职。1923年，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遭暗杀，鲍里斯国王建立了一个独裁政府。1928年，拉迪奇遭晴杀，第二年，亚历山大国王建立了他的独裁政府。在波兰，维托斯只维持了几天就被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除掉；后者统治了全国，直到1935年他死去为止。1930年，马纽被国王卡罗尔二世解除职务，卡罗尔二世一再建立和废除内阁，直虽io年后被迫逃离罗马尼亚。
  这同样的格局也在奥地利和希腊占上风；由于各种原因，农民政党从未在这两个国家生根。奥地利最后于1934年建立了由陶尔斐斯总理领导的独裁政府，希腊于1936年建立了由迈塔克萨斯将军领导的公然的法西斯政权。因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整个中欧全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只有一个国家例外，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拥有某些可说明其独特性的有利条件：高水平的文化、从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下来的受过训练的官僚、扬·马萨里克和爱华德·贝奈斯的强有力的领导以及能比以农业为主的东方国家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大的安全感的平衡的经济。
  三、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正当布尔什维克主义、平均地权论和传统的议会主义为在东欧和中欧居首要地位而斗争之际，一个全新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意大利出现，它是欧洲战后数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创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而平均地权论则是在20世纪初随着农民政党的出现而在政治上逐渐形成。相形之下，法西斯主义是1922年10月随着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才突然地、戏剧性地出现。
  意大利战后的状况为猛烈的、惊人的、反理智的运动如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19年的意大利只有过两代人的民族独立和统一。实际上，议会政府是个腐烂的泥淖；党"魁"们在这泥淖里巧妙地操纵着各种短命的联合集团。这个不稳定的政治给构在战后数年中因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被进一步削弱。数百万复员军人中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正在衰落。移居外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起着保险阀和海外汇款来源的作用，这时却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限制性法规而逐渐停止。这种经济压力引起了民众的不安，而巴黎和会藐视意大利的要求的做法则使民众的不安更趋严重。鲜血和财富的支出似乎已是徒然的，由此导致的失望和受伤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局面。
  这一点随着1919年11月的选举而变得十分明显，这次选举社会党获得160席，天主教人民党获103席，而传统的自由党和激进党分别获得93席和58席。当议会开会时，社会觉人拒绝向国王致意，并高呼"社会主义万岁！"　1920年9月，事态达到高潮，当时，整个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开始接管工厂。已于1920年6月组阁的战前老政治操纵者乔凡尼·焦利蒂决定让那些"露营者"占有工厂，因为他以为他们会把工厂的经营搞糟，会不得不自动地撤离工厂。最后，工人们的确同意撤离，作为增加工资和参与工业管理的回报。
  一次又一次的"静坐示威"证明了政府和工厂主的不起作用的、无力的地位，使人们突然了解了当时的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次"静坐示威"强调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无用的"最高纲领主义"。虽然这些大声嚷叫的革命者在要求立即的社会主义化方面令人觉得很象列宁，但他们并没有夺取政权的意图和计划。他们无疑有一切机会接管政权，因为焦利蒂没有动手对付"静坐示威"，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知道士兵们是服从命令还是加入工人的行列。进行革命的所有第一流的条件都已具备-一只是没有开始革命的愿望。当时社会党的口号是："革命不是靠人发动的。革命是自己到来的。"两年中，这一口号被一个准备发动革命的人证明是错误的。
  贝尼托·墨索里尼是贫穷的罗马涅斯村一位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铁匠的儿子，乃工人阶级出身。他设法获得了一张教师证书，但却很少利用它。就性情而言，他更适合做革命鼓动工作，而不是在课堂讲学。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战争中，他因其煽动性演说而引人注目，在演说中，他把意大利国旗称作"只配插在粪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为官方的社会党报《前进报》的编辑。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仍是一位革命者，一位和平主义者，但第二个月，他便在法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的促进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法国政府这时迫切希望意大利成为它的盟国。墨索里尼已有可能创办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通过这份报纸，他开展了一场猛烈的主张进行干涉的运动。
  1915年9月，墨索里尼应征参战，在战壕里战斗了几个星期，直至因受伤奉命退伍。此后，他默默无闻地遭冷落，直到1919年他建立其第一个"战斗队"即"战斗的法西斯"为止。"法西斯"指一束棍棒，中间绑着一柄刀锋凸出的斧头，是古罗马侍从官为地方行政长官开道时掮荷的权标。因而，它是统一和权力的象征，成为墨索里尼反对当时政治混乱和社会冲突的口号。起先，他只得到一小撮失意学生和复员军人的支持。在1919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他提出了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位是他本人；但他和另一候选人都未当选，他仅得到4，975票，而他的对手社会党人却获得18万票。但是，在1921年5月15日的选举中，法西斯党赢得了22席，而社会党代表的席位则从160席降到了122席。最大的胜利者是自由党，获得275席，天主教人民党仍保留了107席，新成立的共产党只得16席。
  墨索里尼离当权者的位置还很远，但在选举时，他的政党至少已拥有一个其成员约达25万名的全国性组织。从那时起，这个党稳稳地迅速前进，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党人的消极情绪造成了一个使墨索里尼能立刻填补进去的空白。同样重要的是墨索里尼这时从实业家、地主和有产阶级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这些人给普遍地夺取工厂和地产的景象吓坏了，希望依靠法西斯暴力小组作为对付可怕的社会革命的堡垒。实际上，随着1920年9月底工人们撤离工厂，革命的危险已经消失。这时。正是法西斯暴力小组在警察仁慈地保持中立这种做法的帮助下扰乱着社会的安宁。他们不受惩罚地进攻工会办公室和社会党总部，袭击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驱逐身为社会党人的市长和其他官员，捣毁反对派报社。政府和社会上的富人不但容忍这种暴力恐怖运动，甚至还秘密地给它以支持和援助。
  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尊重君主政体和教会的利益的明确保证赢得了国王和教会的支持，从而为一场政变作好了准备。由于正规军和警察已明确表示他们仁慈地保持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着手动员他的黑衫党党员进行一次已被广泛宣传的向罗马的进军。路易吉·法克塔首相请求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颁布戒严令，但国王拒绝了，反而请墨索里尼组阁。因此，黑衫党党员只须象征性地向罗马进军，而墨索里尼则虎头蛇尾地于10月27日乘一辆卧车抵达罗马。
  墨索里尼通过专门的符合宪法的方式当上了首相，但是，他却无意尊重宪法程序，这一点不久就变得很明显。他的党在1921年的选举中获得35席，而这些席位仅占全部席位的6％。墨索里尼警告议会说："我本来是可以使这个肮脏、阴暗的会议大厅变成暴力小组的宿营地……但我不想这样做，至少现在不想这样做。"为了恢复秩序和推行改革，议会和国王授予墨索里尼以独裁权力，这种权力可一直行使到1923年12月3i日。在这段时期中，他允许新闻界、工会和议会各党派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他正通过任命赞成法西斯的人为省长和法官、组织一支自愿参加的法西斯民兵队伍来控制国家机器。
  最后的较量随着1924年4月6日的选举而到来。法西斯党通过任意使用暴力小组，获得了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而在这之前他们仅拥有35席。两个月后，人们发现杰出的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被暗杀。他曾写过《法西斯蒂真相》一书，描述了法西斯党徒数百件非法暴行的详情。人们普遍猜疑，马泰奥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杀害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大多数非法西斯议员退出了议会，发誓马泰奥蒂事件不澄清决不返回议会。墨索里尼面临着重大危机，但由于反对派的优柔寡断和国王的坚决支持，他设法幸存了下来。
  到1926年秋时，墨索里尼认为自己已强大得可以采取攻势。他宣布缺席议员的席位为空缺的席位，解散了各种老的政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由于议会仅起通过法西斯议案的橡皮图章作用，意大利已成为一党制国家。
  新的法西斯政权逐步形成了某些独特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实行组合国；在组合国中，议员不是作为地区性选区的代表，而是作为行业和职业的代表当选的。从理论上讲，它通过将劳资双方一起置于国家善意的保护下，消除了阶级冲突。实际上，只有资方享受到了真正的自治，而劳方则被否定了罢工或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权利。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在组合国中基本上都没有得到改善。
  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特点是精心设计的市政工程规划；制订这种规划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树立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建造物，以颂扬法西斯主义。过去的纪念碑得到了修复，许多城市被装饰以高大的新建筑物、工人住宅和运动场。有些沼泽地被抽干用来耕种。使旅游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准时运行"的火车和广泛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这个法西斯政权奉行对外侵略的政策，这一政策以当时的一种新学说——战争和帝国扩张的内在价值和必要性——为依据。墨索里尼在官方的《意大利百科全书》中写道："只有战争能使人类的能力达到最高水平，能在敢于从事战争的人身上打上高贵的印记。……法西斯主义认为获取最高统治权的趋向……是生命力的表现。"1923年，墨索里尼企图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以驻希腊的一些意大利官员被暗杀为借口占领了希腊的科孝岛。当时的国际气候对这样的冒险很不利，墨索里尼发现，在得到某些赔偿之后必须撤退。但在20世纪30年代，外交上的势力均衡起了变化，给予他更大的行动自由。他立刻趁机入侵埃塞俄比亚，结成罗马-柏林轴心（见第二十四章第三节，第四节）。
  四、西欧的民主主义问题
  西欧不存在可与俄国内战和中欧左、右派之间剧烈冲突相比的种种动乱。民主制度在西方更为根深蒂固，因此主要的社会结构更健全，并享有民众更多的支持。此外，西方列强已是战争中的胜者，而不是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不过，不能因此就说西欧在战后数年中没有遇到因难。实际上，它也有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西欧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历可说明这一点。
  英国　英国的主要问题无疑是长期、严重的失业问题。战争结束后紧接着有过一时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以满足波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1920年，经济萧条开始出现，到1921年3月时，已有800多万人失业。80世纪2o年代失业仍在继续，而20世纪30年代形势变得更糟。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实际上从1920年而不是从1929年就已开始，而且无较大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要了解这一长期的严峻考验，就应该注意到，英国战前的经济是以进口食品和原料、出口制成品为基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建造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新船只，出口它所生产的九分之七的棉布、三分之一的煤和四分之一的钢铁。此外，英国还从海外投资、金融业务和商船运输中得到大量的无形收入。
  世界大战刺激了诸如美国、日本和英联邦自治领之类国家的工业化，打破了这一经济平衡。这意味着英国海外市场的减少，尤其是纺织品市场的减少；在纺织品方面，英国面临着日本的激烈竞争。英国商船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和英国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这一事实一样，也使无形收入减少。布尔什维克革命进一步损害了英国的经济，因为它不仅消灭了大量的投资，还消灭了一个重要的制成品市场。
  在解释英国的经济困难时，至少与战争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英国人本身在提高工业效率方面未能跟上世界其余国家。最初，他们曾在工业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但现在，他们却在使其设备现代化方面落在后面。因为他们往往不是到机器过时时，而是到机器用坏时，才更换机器，所以，每工时的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落后了。例如，假定1913年矿山每一工人在一个轮班中所作的工作量为100，那么到1938年时在英国矿山仅增加到113，而在德国矿山却增加到164，在荷兰增加到201。
  面对效率更高的外国工业的竞争，英国制造商常采取的手段是削减工资、相互间达成确定价格、分配生产定额和分享日益缩小的外国市场的协议。这些措施并没有面对英国工业日益过时这一根本问题。这种失败某种程度上起因于英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英国各大学最能干的毕业生很可能进入行政部门而不是经商，因此，工业常常留给那些能力较差、未受过充分的技术训练的人管理。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职责是与工会斗争、使工资保持低水平，而不是提高工厂的效率和生产率。同时，工人不仅为提高工资而斗争，而且常常为阻止可能降低就业率的技术进步而斗争。
  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笼罩着英国的几乎未得到缓和的不景气。数百万家庭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整整一代人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情况使人们在心理上如同在经济上一样不健全。最后，失业者变得情绪低落，依赖失业救济，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这些状况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希望摆脱困境而愈来愈转向工党。因而，这种经济危机往往使英国政界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每一个党都有自己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保护贸易制；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最终结果是保守党和工党一个接一个地交替组阁，但没有一个内阁能大大地改善国家的命运。
  随着大战的结束，劳合·乔治首相于1918年12月14日举行了所谓的"非常时期大选"。他的联合政府因极端民族主义政纲而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484席；这一政纲包括将战争赔偿金全部送回本国和严厉惩办德国"战犯"。尽管劳合·乔治获得了绝大多数席位，但他的地位仍不牢固，因为他的支持者中有70％的人是保守党人，而自由党人则分裂成他的支持者和在野的阿斯奎斯的26名追随者。这使工党成为主要的反对党，但由于它只占有63席，它不能指望向占绝对优势的保守党挑战。
  劳合·乔治从一开始起就因长期存在的爱尔兰问题而感到窘迫。1914年大战的爆发结束了自由党让爱尔兰自治的尝试。新成立的新芬党在1918年的选举中获得了73席，这时，它正要求完全独立。这些代表拒绝在威斯敏斯特担任下议院议员，于1919年1月在都柏林聚会，并直布爱尔兰为自由邦，因而导致了残酷的游击战争；这一战争一直拖延到1922年劳合·乔治同意爱尔兰自由邦享有与其它自治领相似的地位时为止。
  爱尔兰的这些骚动与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一起逐渐破坏了劳合·乔治的地位。1922年10月，劳合，乔治被迫下台，让位给安德鲁·博纳·劳，后者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保守党政府。11月举行的选举中保守党获得了多数席位，但工党令人吃惊地赢得了142席，而自由党仍意见分歧、软弱无力。1923年5月，博纳·劳因健康不佳而辞职，斯坦利·鲍德温继任首相。新首相提出了更高的保护关税，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他要求1923年报月举行选举，对这种彻底背离英国自由贸易传统的办法作出裁决。在选举中，保守党失去了他们的多数票，但保有未超过半数的最多票数，其次是工党和新统一的自由党，分别获得192席和158席。
  鲍德温拒绝组织新政府，因此，拉姆夫·麦克唐纳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成为第一个工党内阁的首脑。他当政仅10个月（1924年1月至11月），除采纳一种更具和解性的对德政策和承认苏联外，几乎没有什么成就。承认苏联的做法给保守党提供了推翻政府所短要的论点。他们提出了"红色"恐怖的问题，并用它在随后的选举中击败了工党，在这次选举中，他们赢得了占多数的200个席位。鲍德温这时组织了一个持续了5年的政府。它的政策反映了其领导人的谨慎、平庸。失业仍在继续，最终导致了1926年的总罢工。尽管罢工有250万工人的支持，但还是失败了，政府成功地通过了《劳资争议法》，宣布所有的"同情"罢工均为非法的.
  依照法规，议会的任期满了；1929年5月举行了大选。鲍德温特有的口号是"安全第一"，但这一口号在不断增长的失业率面前并不受人欢迎。工党获得了289席，保守党获259席，自由党获58席。麦克唐纳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再次组阁。他不能料到，这个国家会在半年内遭到大萧条的打击；这次大萧条使英国经济更加瘫痪，最后扫除了麦克唐纳的新政府。
  法国　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数邻邦要好些。法国有一个十分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象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易受伤害。战争的和平解决使法国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丰富的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加强了法国的经济。反过来说，法国早几年日因损失140万年富力强的男子和财产遭到空前破坏而被削弱。西线的战争主要在法国国土上进行，这给村庄、城镇、工厂、矿山和铁路带来了价值230亿美元的损失。而且，法国先前是通过贷款而不是通过税收来为战争筹措资金，这在战后就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的贷款来重建家园。政府采取了多印钞票的手段，结果导致了法郎贬值，而这又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
  与英国只有两、三个政党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拥有好几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无能力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足够大的联盟或集团。这一点说明了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更换得较快的原因。从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党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激进社会党以及诸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之类的右派各党。共产党和社会党主要代表城乡工人；激进社会党是中间派，为中下层阶级所支持；右派各党通常为扭有力的天主教徒，代表财团和巨额融资。
  如同英国发生的情况一样，法国1919年的选举选出了一个由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占优势的议会。在以后5年中，法国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诸党的基础上的"民族集团'内阁统治。这一时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来，他决心要德国人赔偿重建家园所需的费用。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923年法国对鲁尔的侵占，这是一次代价昂贵、几乎一无所获的行动。到1924年初时，一法郎的价值已从战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点。法国公众因这种经济上的不稳定和对鲁尔的冒险行动而与政府疏远，鲁尔行动使人们担心会重新爆发战争。因此，在1924年5月的大选中，"左翼联盟"即"左派集团"获得多数席位。激进社会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理。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结束了对鲁尔的侵占，同意和平解决赔偿问题，承认苏联。但财政难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这难题上，放任主义的激进社会党人和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社会党人要求资本课税，赫里欧却反对，结果他的内阁于1925年4月垮台。法郎立即贬值，第二年，一法郎仅值2美分——其价值相当于战前的十分之一。
  法国这时再次转向右派。1926年7月，普恩加来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有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为表明形势的严重性，新内阁包括6位前总理，其中还有赫里欧。普恩加来采取了保守但却严厉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岁入。到1926年年底时，法郎的币值达到一法郎值4美分，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由于这只是战前法郎价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国债，不过，这是在法国债券持有人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法郎的贬值吸引了许多旅游者，尤其是美国人，同时还促进了法国商品的出口。普恩加来的成功使他当了三年总理，创造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高纪录。1929年夏，普恩加来辞职，恰好避开了一股经济旋风，这股经济旋风将破坏他先前所已实现的不牢固的稳定局面。
  五、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赔款问题的解决：道威斯计划　1924年至1929年是欧洲和平与和解的时期之一。1924年，《道威斯计划》——一项有关赔款支付的协定——的协商是这一稳定过程的第一阶段。《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人承担战争责任，要求德国人答应贻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在凡尔赛，对赔款支付的数额和时间表没有达成协议；在以后几年中，这一问题不仅是协约国与德国之间，而且是各协约国之间长期不和的根源。
  1920年，赔款委员会——一个受命拟定详细计划的机构——决定，德国的赔款应按下列方案分配：52%给法国，22%给英国，10%给意大利，8%给比利时，剩下的8%给其他协约国。第二年，委员会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320亿美元，可用现金和实物（煤、机车、纺织机械和德国工厂及矿山的其它产品）支付。协约国的企业界很快就提出抗议，因为这些商品正形成一股与他们自己的商品相竞争的力量。因此，协约国要求德国主要以现金支付赔款，但这只有在德国的出口额大大超过进口额时才能实现，这一点自然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世界各地的关税正在提高，德国也正在增加进口商品以满足重建家园的需要。
  1921年和1922年，德国支付了部分赔款，但与此同时，它正遭受着灾难性的通货膨胀。1914年时，一马克值25美分，到1922年7月，已贬值到仅值2美分，一年以后，它变得一文不值——一大堆马克才兑换一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要求延缓两年偿付赔款。英国人正在受失业之苦，急欲加快国际贸易的复兴，因此同意了这一要求。然而，遭受损失最惨重的法国人确信，只要德国人愿意就一定能偿付，并着手使用武力。1923年1月，法国军队不顾英国人的批评，与意大利和比利时小股部队一起侵占了鲁尔工业区.
  德国人的反应是进行总罢工，结果，法国人不得不为占领付出了得不偿失的代价。由于德国经济毫无生气、法国人又受到阻碍，赔款问题陷入僵局，于是，成立了一个由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主持的经济专家委员会。1924年9月1日，协约国和德国双方通过并开始实施所谓的《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建立在"商业，而不是政治"这一口号的基础上，它要求每年支付的赔款额从23800万美元开始，达到最高额59500万美元。这些金额可依据一定年份的繁荣指数予以调整。另外，德国须废除其恶性膨胀的货币，并在协约国的监督下改组它的国家银行。作为回报，德国将得到8亿美元的外国贷款，而法国必须撤离鲁尔。
  然而，这一安排同其它许多安排一样，将被大萧条的冲击带走。即使在1928年9月以前《道威斯计划》生效的4年里，德国人支付的现金和实物也仅相当于他们从外国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所借款项的一半。不过，《道威斯计划》的确缓和了欧洲的紧张局势，为政治问题的解决开了路。
  寻求和平：洛迦诺公约　在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欧洲的外交为法国及其中欧和东欧的盟国所支配。由于奥匈帝国的消失、德国和俄国的屈服，法国这时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因为德国和俄国显然迟早会设法重申自己的主张，所以，法国外交的目标是为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可靠、持久的基础。
  从理论上说，国际联盟以其《盟约》第十条提供了普遍的安全，这一条耍求各成员国"尊重并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困难在于国联缺乏实施这一条款所必需的力量。国联大会能请求成员国运用经济抵制甚至武装报复来反对侵略者，但这种经济和军事制裁的任何一项措施都只能由各国政府来实施。国联本身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法；法国曾提出成立一支由国联支配的国际警察部队，但这一建议被否决了。因此，归根到底，国联所作的决定的分量取决于国际舆论，而国际舆论在重大问题上通常是混乱的、有分歧的。
  法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德国的两次侵略，因此，它不愿将其安全交托给没有权威的国联。最初，它建议结成英法美三国同盟，这将保证法国在遭到德国侵略时得到英美的援助。当这一计划因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同盟条约而失败时，法国转向了较小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修订条约方面与它有着共同的利益。它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别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军事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先前已在1920年至1921年间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一赵成立了所谓的"小协约"，以便在遭到匈牙利的进攻或面临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时，互相提供援助。波兰因于1921年与罗马尼亚给成同盟而与小协约国连在一起；在与罗马尼亚缔结的盟约中，波、罗两国保证在遭到俄国侵略时互相援助。由于法国与小协约国的关系，法国能扩大自己的联盟组织，分别于1926年和1927年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拉入联盟。
  这一联盟组织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及其盟国。不过，大约1925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有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暂时获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外交部长即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国的古斯塔夫·斯特来斯曼持相互和解的态度，他们断定各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张伯伦还说服意大利人接受了这一观点。给果产生了称为《洛迦诺公约》的一系列协定，这些协定是于1925年10月签订的。
  这些协定规定，德国可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同意不通过武力来谋求条约的修订，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一切争端。德国确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利，但它承认其西部边界的永久性。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答应任何时候都尊重它们相互间的边界，英国和意大利保证遵守这一规定。
  洛迦诺精神　《洛迪诺公约》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伯伦表达了那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他宣称，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的真正分界线"。同样，白里安也发表了有关"洛迪诺精神"的动人演说；"洛迪诺精神"禁止了战争，用"调解、仲裁与和平"代替了战争。在这种乐观主义的余辉中，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按照白里安的建议，提出各国保证摈弃战争、不把战争当作"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这一建议得到了实施，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被签订。由于公约只拒绝战争并未规定制裁措施，它很快就得到60多个国家的签署。虽然公约只依靠世界舆论这种道义上的压力，但仅如此多的国家签署公约这一事实便足以促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同样有希望的是同德国关系的改善。1926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另外，关于赔款的支付问题，也与德国达成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道威斯计划》没有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因此，第二个经济专家委员会在另一位美国财政家欧文·扬格主席的领导下，于1929年在巴黎开会，制订了一个于1930年初被采纳的新的赔款计划。这一计划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为80亿美元，58年内分期付清。作为对德国接受《扬格计划》的回报，法国于1930年，即比《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期限早四年撤出莱茵兰。
  与此同时，一系列裁军会议正在举行，这不仅是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而月、是因为协约国已用旨在"普遍限制各国军备"的说法迫使德国裁军。此外，国联盟约声明"维护和平需宴裁减各国的军备，"并规定国联理事会"制定计划"。不过，尽管有这些保证，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并没有实现全面裁军。拥有被征集的军队的国家不希望将受过训练的后备兵作为实际可作战的士兵包括在军队兵额之内，而那些拥有自愿军的国家则坚持认为后备兵应包括在内。有些国家要求军备限制以财政支出为基础，但英国和美国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每个士兵的财政支出比别的国家高得多。此外，法国及其盟国坚决主张军备应受到国际的控制和监督，而英美则宁愿依靠信义。根本的困难在于：各国考虑到缺乏一个国际安全体系，便靠自己的军队来谋求安全。不过，在限制海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海军强国的数目比陆军强国少。但即使在这方面，也只是对某类舰只的吨位比例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没有限制舰只的总吨位。
  尽管裁军失败了，但20年代末期人们都有一种感觉，认为欧洲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状况：德国和它以前的敌人似乎已经和解；法国军队撤出了莱茵兰，德国人加入了国联；赔款问题似乎终于得到了解决；60多个国家已摈弃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率正相应下降。甚至来自苏联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个国家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一个新的、宏伟的"五年计划"（见第二十三章第一节）。西方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这一计划是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它至少可使苏联人的注意力从国际冒险活动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去。因此，"洛迦偌精神"似乎是有意义、有内容的，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欧洲这时能安定下来，象在19世纪那样去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第二十三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1931年这一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前几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诺德·j·汤因比
  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安定下来处于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兴亡更替。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地、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改变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此，大萧条是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相反，1929年以后的几年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一个接一个，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的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厉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实质上是成功的。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它们一者衬托了另一者，两者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一、五年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发现自己处于俄国的主人地位，就面临着创建太平盛世的挑战；关于这种太平盛世，他们过去已宣传很久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对迎接这一挑战毫无准备。过去的历史中没有模式可遵循，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们几乎只是论述如何夺取政权，而没有论及夺取政权以后该怎么办。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的传统定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实现不起指导作用。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
  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当时，为了向前线提供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从这类措施发展而来的。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特征是强行征收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原先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屏弃了。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收。正如一位农民所说的那样："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已陷于瘫痪状态，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间的接连不断的战争。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3000万吨。最大的灾难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干旱，它促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无数的人死于饥饿，还有无数的人只是由于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虽然以往一向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时却也起来造反，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
  新经济政策　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农民们在向国家缴纳约占其产量的12%的实物税之后，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农民和新商人即当时所称的"耐泼曼"，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随后几年中、最大的问题是这"前进两步'应该怎么走。新经济政策的确给了人民一段喘息时间，并使经济从1921年的普遍萧条中恢复过来。到1926年时，工农业产量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还不够。从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万，因此，战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标准还未达到。而且，这些标准对19世纪的沙皇俄国来说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说20世纪的苏联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农民即富农（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为"拳头"）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断增长。由于农产品价格已降到1913年时的一半多一点，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几乎增加了一倍,富农公开敌视苏维埃政权。他们生产了大部分剩余粮食，所以，采取的报复手段是：或者减少自己的产量,或者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迫使价格上涨。因此，苏维埃发现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越来越困难了;敌对的富农能够随意使城市居民挨饿。这就是在预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伟大革命之后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　1924年，列宁去世，于是，关于用什么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经济问题便同由谁来继承列宁这一政治问题连系在一起。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还认为在价格问题上应向富农作出让步，以便鼓励他们增加产量。一些剩余产品可以卖到国外，所得的收入用于发展工业。这一计划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对，理由是它不会带来工业化所必需的大量资本。因此，这一派希望通过全面规划来加速工业的发展，依靠所增加的工业产品去鼓励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当约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头当党的领袖时，他采纳了第二派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建议，不过，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样重要的贡献：农业集体化；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在不作经济让步的情况下强迫农民生产剩余粮食，从而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1928年，斯大林开始实行旨在使这一计划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由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苏联利用了各种资源、采用了各种说服和强制的手段来加速这些五年计划的实现。
  这些计划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们为国家的整个经济的改造和运转提供了蓝图和办法。"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当于西方内阁的苏联内阁——人民委员会任命。直到今天，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责仍是根据政府提出的总方针和全国各地送来的统计资料制订计划。
  政府（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领导者）作出种种基本的决定，如某项特定的计划是应全力以赴生产武器还是建立重工业，是应全力以赴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还是减少粮食作物以增加工业作物。国家计划委员会以这些方针为指导，动手处理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总部的大量统计资料。苏联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农业、工业、军事还是文化组织——部必须依法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供有关资源和经营的具体资料。大量资料先由一批受过高度训练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进行处理，由他们进而制订出临时的五年计划。在经过评议和听取有关组织的不同建议之后，再起草制定最后的计划。这些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虽然与现在由计算机制定的计划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达1600页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统计资料涉及到重工业、轻工业、金融、合作社、农业、运输、通讯、劳力、工资、学校、文学、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险等各方面。
  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曾说过，富农对集体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危险的挑战。然而，他除了将其计划强加给富农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集体化是他所制订的新经济的基础。富农们自然反对集体农庄，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件加入农庄。有时候，富农们烧毁集体农庄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谣言吓走其他农民。苏联政府毫不容情地镇压了这种反抗，通过发动贫农反对富农，激起了乡村中的阶级斗争。警察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了村庄，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最后，政府能独行其是，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合并到242400个集体农庄和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集体农庄的大部分土地由农民共同耕种，到年底时农民根据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备的技能分红。每个家庭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少量的牲畜、农具、数量不受限制的家禽和房屋周围一个0.25至2.5英亩的菜园。在这菜园里，各家可以种自己想种的东西，所得的产品可以由自己消费，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镇的公开市场上去出售。相反，集体耕田里的产品则以低价卖给政府、工业企业和自治市。政府虽然未在理论上但在事实上还规定了每个集体农庄应生产什么、应由谁当管理人。
  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有两点不同：它们的工人象工厂里的工人一样拿固定工资，它们土地的面积比集体农庄大得多——1938年时大约大五倍。国营农场主要是用来作为周围集体农庄的实验性农场，即模范农场，其产品属于政府，政府是国营农场的所有者。
  虽然苏联成功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农场，但集体化农业的产量一直令人非常失望。俄国农场已800万工人生产的东西大约仅相当于美国农场400万工人所生产的80%。造成这一悬殊差别的一个原因在于苏联的气候比起美国的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要不利得多。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对发展工业更感兴趣，因而使农业处于挨饿的状态。这意味着俄国农场所能得到的机械和肥料比美国农场少。这还意味着国家税收高，农产品价格低，使集体农庄农民到年底时几乎两手空空。缺乏刺激这一点对生产率的影响极为不利，因此，它大大地促成了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
  虽然从生产的观点来看农业集体化并不成功，但它还是为五年计划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它消灭了曾经极大地威胁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富农。农民不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维埃的权威在农村被牢固地确立。这又使苏联政府能强迫农民承担工业化的大量费用。国家以征税的形式吸走剩余产品，然后将剩余产品出口，以便为工业化筹措资金。尽管农民一直取不合作的态度，但由于农业集体化制度，政府已能够向农民榨取足够的东西，用来供养城市居民、帮助支付新的工业中心的费用。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决定把极大量的资本投入农业，这一决定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为工业的利益而对农民征税这一传统政策。
  工业的发展　在苏联农业停滞不前的同时，工业一直径稳步前进。实际上，这两种趋势是直接相联的。农业之所以落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喜欢私人农场而不喜欢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集体农庄，同时也因为政府通过为工业的利益而吸走资本直接牺牲了农业。为了使苏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苏联领导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十分必要的。
  大多数农场是作为农业合作社经营的，而工厂主要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经管。除了为工业提供必需的资本外，政府还为促进最高产量而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做法。工人和经理都必须完成某种定额，违则罚款或开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超额完成定额，就会得到奖金.工会虽可以成立并得到承认，但未获得罢工的基本权利——因为罢工会与苏联计划经济的目标和作用相对立。罢工的目的是确保工人以较高工资的形式得到他们所生产的较大部分，而国家计划委员会早已决定多少归工人，多少由政府用于工业的再投资。
  实际上，苏联的工业已经象事实上那样迅速向前发展，因为政府提取了大约40%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只提取了大约20%国民收入。而且，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能随意分配投资资本。因此，苏联工业总产品中大约有70%是资本货物，30%是消费品；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由于大萧条所造成的西方生产率的下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其中除了工业产量外还包括落后的农业产量）在1928年至1952年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这一发展速度超过了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国家。今天，苏联仍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不过它的产量大约只有美国产量的一半。
  应该强调指出，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在不顾苏联公民的愿望、使他们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苏联公民被迫为将来而努力工作，忍受现在的贫困。根据计划，消费品匮乏、昂贵、质量低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产品与劳务的总市场价值）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6%至48%。按人均计算，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五分之二。
  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从全球影响的观点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很可能将证明比共产国际具有更大的意义。五年计划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同一时期西方经济的崩溃。社会主义不再是空想家的梦；它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从苏联回国后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因此，原先的怀疑态度转变为真正的兴趣，有时转变为模仿。为国家资源的投资确定重点是实行计划的实质，苏联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种种经济政策。有些国家甚至开始了自己的持续时间不一的计划，希望来减轻本国的经济困难。
  五年计划给西方国家留下的印象似乎不象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印象那么深，一个原因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苏联公民受到了严重的剥削。苏联人的衣衫褴楼、食物单调、住房糟糕和消费品匮乏给访问苏联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反映在一党制政治结构中的个人自由缺乏、工会受束缚、教育受统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严格控制同样使他们感到震惊。尽管苏联取得了五年计划的成就，但苏联社会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仿效的社会主义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