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 第22节
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7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的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团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充当着纯粹是亚洲内部的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
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前来向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挑战。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分别于1604和1637年抵达广州。他们均未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以后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劫掠葡萄牙人的航船，并进行非法贸易。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向所有国家开海贸易，不过，贸易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不久便获得了这一贸易的最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日渐增长的商业和工业优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设在印度的无可比拟的活动根据地。
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在赢得对亚洲海上贸易的控制时，中国统治集团正在积极地反对海外事业。早在欧洲人到达以前，中国移民已慢慢迁徙到东南亚。在菲律宾群岛，西班牙人可能从来没有象中国人那么多。1603年，也就是马尼拉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建城32年时，那里的中国居民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恐怕才1000。因此，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正在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上。1603年那一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这种大屠杀。是他们及其在东南亚的同胞至今每隔一段时期便要忍受一次的。然而，当时附近大陆福建省的一名官员却对此持宽恕态度，并谴责所有华侨都是愧对祖坟的逆子，不值得陛下关心。同样，1712年，皇帝下了一道敕令，禁止中国人去东南亚经商和定居。5年后，另一道敕令准许已出国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用担心受惩罚；1729年，又一道敕令规定了华侨回国的日期，逾期则不得退回。这同西方国家是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并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当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正在试图开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人以同样方式作出反应：严密地控制和限制贸易。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两国的三个邻接点经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队前往北京。中国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师和三名副牧师，不过，其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限制在300人。在这些条件下，少数货物得到交换——俄国的毛皮、皮革制品、纺织品、牛、马和玻璃制品同中国的丝绸、茶、漆器和瓷器交换（见第八章第四节）。
这些较早的世纪里，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天主教方面。耶稣会会士已认识到，在一个象中国那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里，如果采用在民众中间布道说教以改变人们信仰这种通常的手段，那是不会奏效的，因此，他们专在结交、说眼朝廷和官僚方面下功夫。1582年，利玛窦经许可定居广州，20年后移居北京；居留期间，他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给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终于敢起来辩论宗教问题时，他力图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学说是相容的。较后的耶稣会神父继续实行这种做法；他们担任技术专家、导师和外交代表，使自己成为对明朝皇帝和满族皇帝有用的人。耶稣会神父帮助中国人铸造了他们的第一门大炮和议定了他们与俄国的第一份条约。这些做法并没招致大批人皈依天主教，但他们的确赢得了对西方的基督教和科学的尊重；到18世纪，参加天主教的中国人已有30多万。
耶稣会对儒家学说的迁就，导致了它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之间的争论及其最后的灾难；这对基督教事业来说，是颇为不幸的。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仪式之争"，即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基督教是否相容。耶稣会坚持认为，祖先崇拜权仅是一种世俗仪式，旨在保持家族传统的连续性。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则完全相反地认为，它是异教的宗教仪式，与基督教不相容。1745年，罗马教皇最后判耶稣会败诉；这时，中国皇帝早已因这种长期的争吵和偶尔来其朝廷的教皇使节的傲慢无礼而心怀敌意，所以，进行了报复，禁止基督教的一切传教活动。从那时起，基督教在中国迅速衰落了。
耶稣会这数世纪的传教活动的最后结果已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这时期的一位欧洲旅行者称中国人为di nostra qualita——"具有我们优点的人"。中国人大概根本没想到过要回敬别人的这种称赞。
罗马教皇作出裁决后的那个世纪里，中国和西方之间无任何思想交流。中国人在与欧洲发生第一次冲突之后，依然极度自信和独立。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站；处理国际事务时，仅有些例外地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教导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
五、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日本甚至比中国更与欧亚其他地区相隔离。很少有旅人抵达日本海岸，因此，它引起许多猜测和神话。如马可·波罗，尽管他游历颇广，且有甚多的官方关系，然提及日本时，却只能重复少数谣传。他写道："日本这一大岛上的人们，属白种人，业已开化，且长得漂亮；是些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偶像崇拜者，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
较之中国，日本在16世纪欧洲人首次来到时，显然是一个边缘国家、一个边缘文明区。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实际上，他们已发展起一个复杂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欧洲人刚刚到来时，日本人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可随后，他们同中国人一样，反抗这些"横蛮无礼的蛮人"，并事实上断绝了与后者的一切联系。但是，日本人最终认识到，锁国政策并不可行，遂开始研究西方的方式，并加以改变，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将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良师益友的中国人远远抛在后面。
就日本历史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显。这方面，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相类似。不过，前者较后者更与世隔绝；分隔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水域宽115哩，而英吉利海峡仅宽21哩。所以，日本人到近代为美国所败之前，仅遭受过一次外来入侵的严重威胁，那是在13世纪。因此，就日本离大陆的距离来说，近到日本人可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受益，然而。又远到他们能够随意地对外界事物进行选择和抵制。事实上，日本人对他们从国外输入的东西具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性和警觉性。他们虽然被普遍地看作是个借用者民族，但由于它与世隔绝，比起其他任何人口和发展水平大体相似的民族，已独立地发展起一种其更大部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移来的蒙古人种，不过，其种族的形成也得力于原先居住日本岛北部的多毛的高加索人种的虾夷人，可能还得力于来自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早期的日本社会由许多部族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袭的祭司酋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权。其首领成为皇帝，其部族之神被奉为民族之神。
6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大规模地传入日本，破坏了这种部族组织。自朝鲜传入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这里起了同基督教在欧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所起的一样的作用。由大陆渡海而来的学生、教师、匠人和僧侣，不仅随身携来了新的宗教，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变革的动力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于645年，试图仿照中国唐朝，把日本改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模式，全国划分成若干国和郡，分别由国司和郡司治理；国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国家议会任命。此外，以天皇的名义，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户。新的自耕农有义务向中央政府纳田赋和为国家服徭役；前者取稻米的形式，后者常包括服兵役。
筹划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力；而且，是在将它们与前部族结构相比较后才付诸实践的。但实际上，日本天皇远非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的当然首脑。强大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最终导致世袭贵族垮台的中国式管理施行某些调整。虽然任命官员大概同中国一样，是在举行考试、任人唯贤的基础上进行，但实际上，旧贵族成功地获取了重要地位和权力。同样，他们还保留了许多大地产；这些大地产通常是免税的，成为政府行政体制以外的庄园。这一时期里，藤原家族彻底实现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向天皇提供配偶，担任高级行政、军事职务，把持朝政，成为实际统治者。而天皇则过着淫靡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为国家大事所扰，也不接触平民百姓，以致降低自己身价。他的主要责任是保证皇位后继有人，传之无穷。这种两重政府体制是中国所没有的，它在日本一直以原来的格局持续到19世纪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方面，同样是对中国的模式加以更改。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借来了儒家学说，但修改了其道德标准、调整了其政治学说，以适合自己的社会结构。他们接受了佛教，但又加以改变，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时，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们以唐都长安为榜样，在奈良和京都先后建立了新的京城，但无论寺院、楼阁、神龛或庭园，都确实无误地具有日本特征。天皇宫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其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对宫廷生活作了可喜的描绘，不过，这部小说也展现了一个愈益骄奢淫逸、几乎完全耽于美妙享受和声色肉欲的社会。这种腐化堕落在后一世纪中更为严重，促成了新的封建制时代的到来；在封建制时代，政治权力从天皇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手中。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组织体制明显地生效了很长一段时期。不过，到12世纪，它已为日本种种封建制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国司们过于喜欢京都的优美，往往将自己的权力、职责委托给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强大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总是渴求着土地，并常以暴力夺取土地。只要免税达一刺激性因素依然存在，他们便乐于耕种新的土地。这些趋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也就是说，使自耕农的税收负担增加。于是，自耕农们或者逃亡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驱走那里的虾夷人，或者将自身连同土地寄托给庄园主。这使他们免除赋税，得到保护，可付出的代价是自己转沦为农奴。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10%以下，地方政权已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瓦解，农村贵族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凡20至60岁之间的男性国民，都须服兵役。但是，应征土兵得自备武器和给养，而且，其固定赋税不予减免。这一规定证明是难以实行的，于739年被废弃。政府军职成为通常由颓靡的宫廷贵族担任的挂名职务。给果，对虾夷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成为骑马武士，并逐渐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直到完全超越帝国军队。这时，一种封建关系在农村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即"侍"（字意上是"为人服务者"）之间发展起来。这种关系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即"武士道"为基础。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权利和礼仪上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须绝对服从其主子的调遣。
到12世纪，日本为一些相互竞争的封建领主集团所控制。有一段时间，藤原氏通过利用自己的力量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尚能保持势力均衡。最后，大封建主源赖朝起兵获胜。1192年，他从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作为幕府首领，赖朝是所有军事力量的总司令，负责国家的内外防御。他在镰仓扎下大本营，以天皇的名义统制全国，而天皇继续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在赖朝幕府时期，蒙古人曾分别于1274和1281年两次试国侵入日本。蒙古人两次登陆时，均遭到日本人的奋力抵抗，并为随后的大风暴所击溃，团为大风暴给了远征军以毁灭性的破坏。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得救是由于神灵的干预，故称这些大风暴为"神风"。
1333年，主要由于天皇朝廷的密谋以及武士阶层中日益增长的不满，赖朝幕府覆灭。其时，足利家族获得幕府将军称号，不过，他们的权力从未远远超出京都近郊。在日本其余地区，地方封建主们在竭力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结果，出现了各持一方的大地主，称为"大名"。16世纪初，大名有数百之多，个个都在试图获得对整个日本的霸权。将近这一世纪末，织田信长（1532－1582年）经过对相竞争的大名和独立的佛教团体的长期征战，统一了大约半个日本，置于自己统治之下。
继承织田的是其最能干的部下大将丰臣秀吉（1536－1598年）。丰臣原为农夫的儿子，步兵出身；是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领袖之一。他不仅统一全国，还分别于1592和1597年两次派远征军入侵大陆，旨在征服中国。1598年，丰臣去世，使第二次远征撤兵告退。经过短期争斗，德川家康继承丰臣，于1603年被天皇任命为幕府将军。这标志着伟大的德川幕府的开端；德川幕府对全国的统治一直继续到1868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
七、德川幕府
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继承者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统治永存的政策。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诸形胜要地的大庄园组成；这些大庄园构成了防范有可能心怀敌意的大名的控制点。幕府最高级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没有政治职责或政治权力。幕府大本营先建在江户，后设于东京。大名须定期到大本营所在地居住；返回自己领地时，要留下妻、子，作为人质。德川幕府还限制大名修筑城堡，对每个大名所能保留的家臣的数目，也加以限制。
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作出的部分努力。居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它包括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前者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但无权力或财产，故靠幕府将军供养；后者则重要得多，它以幕府将军为首，包括大名及武士家臣。
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11/4至85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地主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财富大大增加。货币日益成为支付媒介，稻米中间人和货币兑换商成为最重要的商人。他们处理封建贵族的剩余产品，提供高利信用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以借贷人次年的收入作抵押。许多大名，有时连幕府将军本人，都成为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债户。一个原因是，要在江户维持落实人质制度所需要的大第宅，得付出大笔开支。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农村阶级亦受到损害。因此，国家财富愈来愈流入商人的银柜。商人在江户和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形成，如歌舞伎、木版画和描绘奢华生活的小说。
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社会集团里都该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德川家康本人在他颁发的《武家诸法度》中，为武士规定了着重于个人尽忠、尚节制、守俭朴和接受等级区别的行为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合为一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协调远远超过中国，因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便利了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
八、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最早来的是一伙葡萄牙水手，他们因船只失事而漂抵日本岛，时间在1542年，即德川幕府创立前约半个世纪时。当地大名对葡萄牙人的火器印象极深，学习了枪械和火药的制造；这也是日本人的特点。
继最初的接触之后，葡萄牙商人经常来说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中介贸易可牟取厚利。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这一运输业的范围和获利的性质可由澳门和长崎这两个终点港的迅速发展得到说明。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首次来访时，它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这一世纪末，却已加入亚洲最繁荣的港口之列。
葡萄牙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1549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地内战时期遭蹂躏的农民的感情上的需要。织田信长允许这一新的宗教信仰兴旺，欢迎它与独立的佛教团体相抗衡，因为后者正在给他增添麻烦。到1582年丰臣秀吉继承织田时，皈依天主教者已达15万，大半在日本西部。
丰臣对这新贸易和新宗教颇为担忧。例如，葡萄牙人当时正在要求管理长崎市的权力，并威胁道，如果他们遭到拒绝，便予罢市。同样，外国传教土的富有战斗性的活动在这位新上任的幕府将军看来，似在颠覆传统的日本社会。1587年丰臣下令所有传教士都须离境，但这个命令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担心这样会影响有利可图的贸易。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剧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来取行动而无须担心失却贸易。而且，欧洲人为了讨好日本人、争取贸易特许权，互相极力捣鬼。例如，荷兰人曾向幕府将军告发，说葡萄牙人密谋武装对他不满的大名，以推翻他的统治。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命令得到了无情的执行。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区别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往往是很困难的。因此，日本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624年，驱逐所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去最富有侵略性。1637年，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荷兰人对传布天主教从未表示过兴趣。此后，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得到通商的许可，不过通商仅限于长崎港的弟子麻小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1636年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为了加强这一禁令，幕府还对造船业加以限制，仅允许建造适于沿海贸易的小船。这样，开始了日本长达二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制定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尘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实际上，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再度统一，并象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没有经历到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充满活力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没有海外扩张，也没有商业革命。对日本人来说。和中国人一样，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的代价是，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欧洲人强行闯入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时，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这种明显对日本人来说，较之对中国人来得更快。
第五章 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不过，对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诸民族来说，由这些事件[欧洲扩张]产生的所有商业利益已沉没。失却在它们所引起的可怕的灾祸之中。
亚当·斯密
当欧洲人由海路进入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时，他们最初的反应通常是尊敬和钦佩。这些西方人仅在海战方面享有明显优势。在其他所有方面，他们发现，中东、南亚和东亚诸民族实际上至少能与他们相匹敌。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逝去三个世纪后欧洲人才能对印度和中国稍加控制。
然而，在非欧亚大陆世界，情势完全不同。那时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诸民族在政治组织、经济发展和军事战斗力方面，均未达到与欧亚大陆相似的水平。因而，它们都较早地屈服于欧洲人的统治，只是程度上殊为不同。本章论述西方入侵时非欧亚大陆世界的形势和盛行的制度，着重说明为何19世纪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除沿海地区外，仍是不可渗入的，为何南北美洲较易于侵入，为何澳大利亚从一开始起便门户敞开。
一、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地理环境就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下称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关系而言，非洲呈现了一幅似乎有悖常理的古怪图景。非洲完全不同于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一直与欧亚大陆保持着持续的、只是有时颇微弱的联系。然而，欧洲人对非洲的侵入却比对南北美洲或澳大利亚的侵入要缓慢得多。在其他新发现的大陆被开发和殖民后，非洲依然为"黑暗大陆"达数世纪之久。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非洲还只有沿海边缘地带和内地少数孤立地区为外人所知。甚至到1900年，非洲尚有四分之一内地未被勘探。直到比较近代时，制图员在绘制这黑暗大陆的地图时，仍大量地依靠自己的想象。正如迪安·斯威夫特所描绘的：
在非洲地图上，地理学家们
用野生动物填补空白。
因此，对于不适于居住的丘原，
便填上大象以代替城镇的缺乏。
尽管东半球的非洲和欧洲相邻近，而且，自最古代起便保持着联系，然而，非洲却奇妙地不为欧洲力量所渗透；其原因何在呢？从某些地理因素的作用中，可找到部分而非全部的回答。一个因素是炎热、潮湿的气候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许多热带疾病；这些疾病特别流行于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并非整个非洲均有害身体健康：没非洲大陆北部、南部和东部边缘区的是小而重要的地中海气候区和亚热带气候区；今天，大多数欧洲移民就居住在那里。但是，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有着不适于居住的气候，而这些地区却是欧洲人通常首先遇到的。一位最伟大的非洲探险家评论说：
非洲是真正的魔王——自然界的反对人类兴旺的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在这里，众蝇之王别西卜集结起由昆虫、扁虱和线虫组成的一支支蠕虫状的、禽兽似的军队。它们……将一些微生物传送到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的皮肤、血管、肠和脊髓中去；这些微生物引起了种种致命的、毀形的或招致衰弱的疾病。
非洲大陆也是极难进入的。一个原因在于，海岸线未被大小海湾或内海所破损；虽然非洲面积为欧洲的三倍，其海岸线却比欧洲的还短。缺乏象地中海、波罗的海或黑海那样的内海，意味着非洲内地不向外界开放。非洲的这种难以进入，由于北部令人生畏的障碍——撒哈拉大沙漠和尼罗河大沼泽地而得到进一步增强。沿东、西海岸的长达千哩的沙提也是有效的屏障。即使这些屏障被穿越，还存在别的阻碍，即内地高原的大河沿一道道悬崖朝低洼的沿海地带飞流直泻时形成的许多急流和瀑布。
而且，非洲内地还缺乏可与美洲大陆的金银或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相媲美的、易到手的财源；这，也令早期欧洲人沮丧泄气。后面（第六章第一节）将看到，葡萄牙人率先从事欧洲海外探险，是为了开辟非洲内地的黄金和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可获厚利，以往一向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着。但是，在葡萄牙人找到绕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中的香料群岛的航线和西班牙人偶然发现墨西哥和秘鲁的宝藏之后，非洲贸易似乎微不足道。欧洲人为了获得美洲种植园所需的奴隶，继续保持着非洲西海岸的据点。不过，这些沿海据点已足够欧洲人用来实现其目的，因此，直到1788年非洲协会于伦敦建立时，他们才开始为侵入内地作出认真的努力。
然而，地理环境并非阻碍欧洲人侵入的唯一因素。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非洲黑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总的发展水平非常高，足以有效地抵挡欧洲人的侵入达数世纪之久。在探讨黑人的文化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黑人的种族成分。
种族与人们时常设想的相反，非洲诸民族决非起于同一种族。撒哈拉沙漠以南，可发现各种种族，并存在于整个历史上。不过，它们的起源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谜，故权威们的意见也大相径庭。目前，最少遭到异议的种族划分承认，有四大种族：（1）布须曼人，操科伊桑诸语言；（2）俾格米人，由于他们采用后来的征服者的语言，其原先的语言至今不知；（3）黑人，操尼日尔-刚果诸语言；（4）高加索人，亦称为嘎普萨人、库希特人和含米特人，操亚非语系诸语言。这四大种族似乎发源于维多利亚湖地区；由此，布须曼人向南迁至非洲南部，俾格米人向西移入刚果和西非沿海雨林地区，黑人向西迁至西非、向西北迁至当时肥沃的撒哈拉地区，高加索人向西北移入埃及和北非、向东北移入阿拉伯半岛和西亚。
这里，要再次强调，这些种类和迁徙并没有为人们所普遍承认。实际上，有位权威人士将当前的认识，即认识的缺乏，概括如下：
……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如果有谁站在苏伊士，面朝南和西带方向，那么，他念往前走，见到的人往往皮肤愈黑。即使下这一判断，也得将布须曼人排除在外。……其实，就经验而论：埃及人大体上是地中海的高加索人；倘有谁朝南和西南方向走去，会见到一个逐渐的变化；沿几内亚海岸或在刚果森林里，是黑人的陈规旧习居支配地位。然而，在地图上，并不能因此划一条无可争辩的"线"，即（用统计学以外的方法）区分部落，声称一个部落确为高加索人的，另一部落确为黑人的。即便在黑人占绝对优势的部落里，也会发现白皮肤、绿眼睛的人。……
文化 非洲诸文化是非洲与外界相互影响的结果，这种相互影响就其程度而言，远远大于南北美洲或澳大利亚与外界所可能有的相互影响。以农业为例，农业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五千纪在埃及生根，可能由那里传播到了苏丹。苏丹是一片开阔的大草原，位于撒哈拉南侧和热带雨林北缘之间，东起埃塞俄比亚高地，西至大西洋海岸。应该指出，有些权威认为，这地区的农业是沿尼日尔河上游独自发生的。不管情况是否如此，事实依然是，最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得到栽培的植物，绝大多数是从外界引进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经由尼罗河传入的大麦、小麦、豌豆和小扁豆，由东南亚传进的香蕉、甘蔗，亚洲薯蓣和新型水稻，从美洲通过葡萄牙人和后来的奴隶贩子传来的烟草、玉米、利马豆、莱豆、南瓜和西红柿。
对非洲来说，冶铁术的采用与农业的引进一样，是根本性的。冶铁术的确从外界传入，最可能的发源地有两个。一个是迦太基，冶铁术可能从这里由经常来访的商人传播开来；当时，商人仍能骑马穿越面积很小但正在扩大的撒哈拉沙漠。其后不久，马不再能活着走完沙漠时，罗马人从中亚引进骆驼解决了这一问题。另一发源地是地处尼罗河上游区、以喀土穆稍北的麦罗埃为都的库施王国。库施人主要为黑人，他们向亚述人学来了冶铁术，并能很好地加以应用，因为他们国家不同于埃及，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燃料资源。麦罗埃很快就成为巨大的产铁中心。如今，在都城遗址周围尚可见到的一座座小山似的矿渣堆亦表明，麦罗埃曾充当过中非的匹兹堡。库施人大概是用铁和文明的其他产物来交换传统的非洲商品，如奴隶、象牙和鸵鸟羽。库施王国生存了一千多年后，于公元3至4世纪衰落，不过在这之前，冶铁术已远远地传播到南面和西面。
农业和冶铁术的传播对非洲有深远影响。由于新的粮食作物和铁制工具使农业得以扩展到雨林区，人口获得惊人增长。此外，非洲的种族组成发生根本变化，也对非洲有重大影响。采用农业和冶铁术并从中得益的，是易受到外界影响的苏丹的黑人和高加索人，而非外界进不去的雨林区和南部地区的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此，也正是前者，能大大地增长人口，能凭借铁制工具和武器，牺牲布须曼-俾格米人的利益而向南椎进。
就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班图人来说，这种扩张主义表现得特别显著。班图人从其原先的中心地即喀麦隆高地出发，于公元初渗入刚果盆地，消灭或征服了那里稀少的俾格米狩猎者。由此，一部分班图人向东南推进，于公元600至900年抵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他们继续向南牺牲布须曼人的利益，穿越大草原；布须曼人遭到了与俾格米人相同的命运。在这期间，其他班图人则沿着大西洋海岸直接向南驱进，最终与一个新的种族霍屯督人相遇。现认为，霍屯督人只是较早学会畜牧的布须曼人，因改善了饮食，故身材比其他布须曼人高大，别的方面则仍与后者相象。这些迁移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到来时黑人已成为居支配地位的种族集团，而早一千年时他们却与高加索人、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一起相当公平地分享这块大陆。
从根本上影响非洲发展的，不仅是农业和铁的引进，还有伊斯兰教的多方面的贡献。这些贡献有一部分来自东非沿海的穆斯林殖民地，但更大一部分来自穆斯林北非。尽管罗马帝国把沿全长4，000哩的非洲地中海海岸的所有可耕地全包括到自己境内，但其权力从未能伸展到沙漠南面。似乎横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是在利克苏斯（今摩洛哥境内）、大莱普提斯（今利比亚境内）与南面的尼日尔河大弯曲地区之间进行的。非洲人提供了黄金、制香水用的灵猫香、作软饮料用的可乐果、奴隶，1300年后，还提供了铜；作为回报，他们得到的是布匹、宝贝珠，尤其是盐，盐为整个苏丹所急需。
与北非的交往从公元7世纪穆斯林阿拉伯人侵占整个北非起，大大增加了。以后，穆斯林还沿着非洲东海岸扩展其影响，他们先是以商人身份，自13世纪起，又以殖民者面目出现。他们的殖民地统治了向南远至桑给巴尔的沿海地区，而他们的影响则更远地伸展到赞比西河口。
穆斯林阿拉伯人从他们在非洲北海岸和东海岸的根据地，对整个非洲施加了深远影响。他们对骆驼的使用远远超过罗马人，因而相应地扩大了横穿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同样，在东海岸，他们向黑人内地换取象牙、黄金、奴隶，后来还换取铁矿石。铁矿石由船运到印度南部，炼成钢铁，再装船运至波斯和小亚细亚，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他们从外界进口、换取非洲商品的产品中，有中国、印度的布匹和中国瓷器；至今，在整个沿海地区仍可找到中国瓷的遗迹。
这些贸易交往导致了穆斯林文化的渗透。伊斯兰教沿东海岸一直传播到桑给巴尔，并断断续续地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它从地中海沿岸南越撒哈拉沙漠传入苏丹。通常和一种新的宗教信仰的传播情况一样，伊斯兰教首先为黑人统治阶级所采纳，然后渗入人民中间。如此，黑人非洲一个重要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庞大的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因此，14世纪阿拉伯大胆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将苏丹也纳入自己的旅行范围，他曾东行远抵中国。
苏丹伊斯兰教化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事务范围。这在生活外观如姓名、服装、家庭摆设、建筑式样和节日等方面能非常清楚地觉察出来。此外，在随着与外界联系的扩大而到来的农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方面，也能觉察出来。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稻和甘蔗。有一篇记述博尔努王国的梅·伊德里斯·阿洛马（大约与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同时代）的文章还谈到，"在宽大、仁慈和慷慨的上帝（至高无上者）授予这位苏丹贝的种种恩惠中，有土耳其滑膛枪手和许多擅长滑膛枪射击的家奴。"
伊斯兰教还大大促进了苏丹地区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活动传播开来。学者们能在苏丹各种大学里从事较高深的学习；这些大学中，以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闻名。它是仿照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建立起来的。学者们习惯于逍遥自在地在穆斯林世界的这些和另外一些大学中间巡游，以便拜在某位大师门下受业。穆斯林旅行家利奥（非洲的）于1513年访问了廷巴克图，发现学习气象的兴旺是由于得到了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的支持。他写道："这里'廷巴克图'聚集着极为众多的医生、法官、祭司和其他学者，他们由国王慷慨地供养。这里还有自柏柏里'北非'运来的各种手稿和书籍，它们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卖钱。"
伊斯兰教的采纳也提高了苏丹诸王国的政治内聚力。王国统治者们历来能要求对自己效忠的，只是他们的嫡系亲属群体或氏族以及被承认为是同一伟大的原始祖先的后裔的旁支亲属群体。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庞大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显然不足以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帝国愈扩大，皇帝似乎愈不为大部分臣民所容受。皇帝无法将地方首领视作忠实的家臣而予以依靠；后者往往率领自己的人民起来反抗帝国统治。这一制度问题由于伊斯兰教帮助加强了帝国政府而得到解决。穆斯林学校和学院培养出一批有学问的人，他们能组织起一个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关系联盟的支融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帝国当局相联系，因而，当局通常能指望他们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服务。
农业和冶金业的进步、经济生产率的相应增长、地区间贸易的繁荣和伊斯兰教的促进作用相给合，说明了从8世纪起非洲国家的建立过程。毫不奇怪，最复杂的政治结构出现在苏丹；那里，长途贸易非常兴盛，伊斯兰教影响最为强烈。因此，苏丹地区崛起了三大帝国：加纳帝国（700－1200年、马里帝国（1200－1500年）和桑海帝国（1350-1600年）。桑海帝国从大西洋到内地，几乎伸展了1500哩；在这片广阔的疆域里，对许多不同的臣民实行法律和同一行政体系的统治。桑海杰出的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1493-1528年）是当时最出色的君主之一，比得上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在人道、宗教宽容和勤奋好学方面更是胜过他们中的许多人。穆斯林作家将阿斯基亚描绘成是"逐走黑暗的耀眼之光，是帮助上帝的仆人摆脱盲目崇奔、拯救国家于毁灭的救星；是信徒的保护人，乐善好施，遍撒欢乐和礼物。"
应该强调一下，与人们往往设想的相反，伊斯兰教不是促成这些帝国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主要力量。实际上，加纳帝国的创立远远先于伊斯兰教影响，伊斯兰教直到11世纪才影响到苏丹地区。而且，伊斯兰教世界对非洲不仅起了建设性作用，也起了破坏性作用。苏丹诸帝国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人穿过撒哈拉沙漠、进行毁灭性入侵的结果。这些肆意掳损的远征军大批杀死当地居民，毁坏繁盛的农业区，破坏生利的贸易格局。确实，在这方面，非洲历史与欧洲历史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处。中世纪后期，西欧能领先于东欧，是因为后者遭到了东方的连续入侵，而前者自10世纪以后便不再受到侵略。同样，苏丹诸帝国一度拥有可与同时代的欧洲相媲美的文明，到了近代却远远落后了;原因在于，遭到了来自北方的侵略。这些侵略相当于蒙古人和突厥人对东欧的入侵，而且事实上，就其后果而言，更具毁灭性。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一般发展水平因地区而殊为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陆被显著地分隔成小块。自然障碍阻挡了诸大草原、雨林区和沙漠间的交往和迁移，所以，一致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大体上，一地区的进步之大小，取决于它以往与欧亚诸文明中心的交往程度。因此，政治单位既有仅承认地方酋长的单独的村社，又有苏丹的大帝国。经济上的变动范围同样很大：从仍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布须曼-霍屯督-俾格米人到历世纪利奥（非洲的）在廷巴克图所见到的下述复杂情景：
奇怪的是，这里每天可见到有那么多的商品为人们所购买，而且，所有商品都非常昂贵。从欧洲以每匹10个达卡银币购进的马，在这里又以每匹40个、有时是5o个达卡银币的价格卖出。当然，没有任何欧洲布匹，欧洲布匹每伊尔在这里卖不到4个达卡银币；如果是优良的布匹，他们肯以每伊尔15个达卡银币的价格购买：一伊尔深红色的威尼斯布或土耳其布在这里值30个达卡银币……但是，其他所有商品中，盐是最昂贵的。
葡萄牙先驱者首先与高度发展的西非诸民族建立了联系。他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西非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使贸易交往有利可图。由于种植香蕉和薯蓣，不仅西非苏丹地区，还有南面即几内亚的森林区，也经济生气勃勃、非常活跃。繁盛的农业供养了较密集的人口、支持了兴隆的贸易。有位荷兰商人在1602年访问今尼日利亚境内的贝宁，对这座城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城市好象非常大；进城时，是走在一条路面未经铺设的大马路上，马路很宽，看去比瓦尔克鲁克宽七、八倍……；估计除边缘外，马路长一哩（系荷兰的哩，约等于英国的四哩）。在我骑马所入的城门口，我见到一座很高的堡垒，其土墙很厚，周围有一条又深又宽的沟渠。……城门外，是一大片郊区。当走在前面提到的那条大马路上时，可见到它两侧还有许多大马路，也是笔直向前的。……城里的住宅排列得很整齐，一幢紧挨一幢，间距均等，就象荷兰的住房一样。…里面的房间呈方形，其屋顶中间没有闭合，雨、风和光线可以由此而入。居民就在那里休息、用餐；但是，他们还有一些别的地方作厨房和其他房间。……
国王的宫廷非常大，内有许多方正的大广场，四周长廊环绕，总有人在那里守卫着。。…国王似乎有许多士兵，还有不少名门贵族，贵族来宫廷时都骑马。……城里可见到众多男奴，正在手提肩挑水、薯蓣和棕榈酒，他们说这些东西是为国王准备的，还有许多人在搬运马吃的草料；所有这一切都运送到宫廷中去。……
凡此种种意味着，这个正在同葡萄牙人做买卖的民族有着很复杂的背景，能够既不畏怯，也不好奇地跟葡萄牙人打交道。对西非人来说，伴随葡萄牙人而来的贸易交往仅就其规模而言是新的。商业活动本身并非一种陌生东西；那时以前，他们长期地同远至摩洛哥和埃及那样的地区保持着贸易联系。因此，西非人对葡萄牙人前来所作的反应在方式上截然不同于当时美洲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所作的反应。诚然，森林区居民以往与阿拉伯人无直接交往，对白皮肤的欧洲人、对其火器的巨大响声、对这些陌生人自海上而来的事实（沿海诸民族对这一事实也非常敬畏），感到十分惊讶。然而，实情仍然是，葡萄牙人来到非洲后，并没有象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那样，引起混乱和崩解。因此，非洲人按自己决定的条件与欧洲人做交易。好几个世纪里。沿海酋长们一直拒绝让欧洲人穿入内地，他们希望能保持自己作为欧洲买主和内地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这一有利可图的位置。1793年，一位英国官员写道，非洲仍是一块未知的大陆，这"与其说是因为伴随穿入内地而来的危险或困难，不如说是因为海岸居民对允许白人通过他们的国家颇存猜忌"。他把这种猜忌归因于中间人的害怕，害怕"他们与欧洲通商的好处会减少并转移到邻人那里；或者，内地王国会获得欧洲人的武器"，成为危险的对手。
美洲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在抵抗欧洲人侵入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这种差别，亚当·斯密早认识到了，他在1776年写道：
尽管欧洲人在非洲沿海和东印度群岛拥有许多重要的居留地，他们在这些地区还是未能象在美洲大陆及其岛屿上那样，建立如此众多、繁荣的殖民地。非洲以及东印度群岛这一总的名称下所包含的几个地区，由诸野蛮民族居住着。但是，这些民族并未如同可物、孤弱的美洲人那样软弱、无备；而且…他们的人数也多得多。……因此，在非洲和东印度群岛，要取代当地人，要将欧洲种植园扩展到原先居民所占据的更大部分的土地上去，是较为困难的。
二、南北美洲
地理环境 欧洲人能轻易地侵入南北美洲，迅速地将这两大洲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开发之下。这一情景发生了，尽管东半球和美洲大陆为一片汪洋大海所分隔，尽管它们之间在哥伦布航海之前的历史时期中未曾发生过有效的联系。亚当·斯密所提到的印第安人的"可怜、孤弱"的困境，确妨碍了印第安人坚持不屈地抗击欧洲人；但是，某些地理因素也使他们更易遭受到侵害。
南北美洲和非洲大不相同，总的来说是易于进入的。南北美洲没有阻碍外人进抵海岸的沙堤；其海岸线呈锯齿形，使沿海港湾较海岸线平直完整的非洲多得多。而且，南北美洲内河水系十分发达，水路障碍甚少，为进入内地提供了便利通道；在非洲，则没有象雄伟的、水流平缓的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或圣劳伦斯河那样的大河。探险者很快就学会了使用当地的桦树皮独木舟，他们发现，经过较少的陆上搬运，能从大西洋划独木舟溯圣劳伦斯河而上，进入五大湖，然后，从那里向南，沿密西西比河进入墨西哥湾；或者朝北，顺马更些河进抵北冰洋；或者往西，沿哥伦比亚河或弗雷泽河进达太平洋。
南北美洲的气候通常也比非洲的气候更富有吸引力。确实，亚马孙平原炎热、潮湿。大陆南、北两极异常寒冷，但是，英、法移民在他们于格兰德河以北开拓的殖民地内繁荣起来，西班牙人也在墨西哥和秘鲁感到安适自在，墨西哥和秘鲁成为他们的两个主要中心。那里的气候跟西班牙没很大差别，无疑与酷热的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可喜的对照。
种族 几乎全部土著民族都是从西伯里亚东北部渡过白令海而来的移民的后裔。所以说几乎全部，是因为还有少数民族是在白令海移民到达之后，从南太平洋的岛屿抵达南美洲西海岸的。这些南洋的亚尔古英雄发现过南美洲多少次，至今不知，但是，仅仅从已驯化的植物得到的证据，便足以证实他们多次渡洋远征的事实。当业已高度驯化、离开人类的帮助就无法幸存的同样植物在太平洋两岸均被发现时，它们的分布只有用人类的迁移来解释。
然而，欧洲人在南北美洲发现的印第安人中，至少有99%的人是渡白令海而来的种族的后裔；这一点仍是千真万确的。不久以前，人们认为，印第安人最早渡海去南北美洲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000年时。新的考古发现和碳-14年代测定法的使用，使这一估计得到大幅度修订。现在，普遍同意人类出现于美洲大陆的时间为距今20000年时，而且，这仅是个大概数，也可能早于20000年。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次大迁移大约发生在3000年前。然后是爱斯基摩人，他们继续来回横渡白令海峡，直到近代政治环境迫使他们留在海峡的一边或另一边时。无论如何，到这时，在美洲最接近亚洲的地区，人口已相当稠密，阻止了进一步的迁移。
实际上，渡海到美洲大陆对早期印第安人来说，并不困难。那时，由于地球表面的水大半被冻结成冰床，海面比现在低得多。因此，最早的移民穿过了宽130哩、连接亚洲东北部和北美洲西北部的陆桥。海面上升后，乘原始小船能轻易地渡过白令海峡，因为海峡很窄，渡海时能一直看见陆地。后来较先进的移民可能是先从亚洲驾船到美洲，然后继续沿西北海岸航行，直到最后在今日所谓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登陆，直接在那里定居下来。
渡海到阿拉斯加的人，大多继续前进，穿越育空高原中部的一个冰床峡谷，进入北美洲中心地。推动他们奋力前进的力量也就是驱使他们迁移到美洲的力量——寻找新的狩猎场地，并受到了来自后方部落的源源不断的挤压。这样，南北美洲很快就为分散的狩猎者部落所占据。
所有印第安人，不论其起源如何，都可以归入蒙古种人。他们头上都长着独特的、笔直乌黑的头发，脸部和躯体则汗毛稀少；他们颊骨高凸，幼儿脊骨基部还出现蒙古种人斑点。不过，在不同部落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最早的各种美洲印第安人比起后来的美洲印第安人，与蒙古种人的差别要大得多，因为他们在我们今日所认识的蒙古种人充分进化之前，便已离开亚洲。这些移民到美洲后，立即向四方分散，并以近亲繁殖的小群体在各种地带定居下来；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存在种种独特生理类型的原因。
美洲印第安人在所操语言上的差别较其生理外表上的差别要大得多。的确，要概括他们的语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每一种语音和语法结构都可以被找到。这种语言上的多样性和生理上的多样性一样，是由于印第安人在很长时期内小群小群地迁徙到南北美洲，到达后继续四处漫游、不断分散，才发展起来的。方言的变化很快变得很突出，发展成为各别的语言。彼此密切联系的语言可发现于美洲广为分隔的各地区，它反映了诸部落四下迁移的程度。最后结果是，现已有2，000种独特的印第安语被分类。这说明，印第安人语言方面的变化几乎不亚于整个东半球；在东半球，据今所知，公元1500年时存有语言3000种。印第安诸语言无论就其词汇量或其他任何方面而言，均不原始。莎士比亚使用了约24000个词，钦译《圣经》使用了约7000个词，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语使用了27000个词；火地岛的雅甘人员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迟缓的民族之一，却也拥有至少30000个词的词汇量。文化人类学者已在美洲大陆划分出大约22个文化区——大平原区、东部林地、西北海岸区，等等。还有一种基于食物获取方式的分类法较为简单，它将美洲大陆的文化分为三大类：渔猎采集文化、中间农业文化和高级农业文化。这种分类法不仅较简单，而且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也颇有意义；它有助于解释何以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入侵的反应十分多样。
高级农业文化位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中间农业文化通常在邻近地区，而食物采集文化则在更遥远的地区——南美洲南部、北美洲西部和北部。
文化的这一地理分布有力地表明了如下事实：南北美洲与非洲相反，其最先进的地区不是位于距欧亚大陆最近的地方。原因在于，西伯利亚东北部并未如同对非洲人作出了大量贡献的中东和地中海流域那样乃一大文明中心。而且，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极区的气候条件也明显地无助于象苏丹草原区所具有的那种迅速的文化发展。因此，在南北美洲，进步的速度不是取决于某地区与欧亚大陆的接近度，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适合农业的发明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南北美洲的农业首先是在与欧亚大陆的农业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惊人相似的一些地区，即无需为准备农田而大面积地清除森林、有足够降雨量供农作物生长的高原区，发展起来的。
大约公元前700o年，玉米开始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谷地得到培植。以后数千年中，两种主要的玉米品种通过杂交发展起来一种适应于半干旱的墨西哥高原，另一种适应于潮湿的热带沿海地区。同时，其他植物如不同种类的两种南瓜、葫芦、宽叶菜豆、辣椒、苋和鳄梨等，也得到了培育。农业从中美洲的这一最初的发源地向北面和南面传播。约公元前3000年时，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不过，直到公元750年才发生很大影响，因为在这以前，玉米尚处于原始状态，食物采集的生产率较高。同样，在北美洲东部，印第安人直到公元800年才开始主要以农业为生；800年前后，他们发展起基于若干种玉米、蚕豆和南瓜的田间种植。在这期间，农业已从中美洲向南传播，于公元前75o年前后传到秘鲁。但是，秘鲁还存在着很古时代的、非中美洲的玉米和蚕豆品种，这表明不仅墨西哥高原，而且安第斯高原可能也有过原始的植物驯化地。
总的说来，印第安人驯化的植物有100多种，也就是说同整个欧亚大陆驯化的一样多——这确是个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国农产品的50％以上皆从印第安人培植的作物中得来。在人们作出种种发现、令人信服地证实东、西两半球的农业各有独立的起源之前，美洲的植物没有一种曾在东半球得到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