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
   
         
   
   
     他能感受到郑玄这番追问的分量,也明白接下来的回答将决定这场辩论的走向。
  以事证义,非是将史事矮化为附庸,亦非强使一方屈从。试问,若无《左氏》所载文公行聘、宣公纳贿之具体史事,则《公羊》于纳女口实、赂者道行之贬,其义虽存,其微何以彰显?其警示后世之力,岂非有所减损?
  此中奥妙,在于明辨体用!故曰:经义为体,史事为用!体用之间,非但并非相悖,实乃相辅相成,互为阐发。圣人循循善诱,《公羊》之义,其理昭昭,然其光辉如何遍照万物,则需《左氏》之史事,为其勾勒轨迹,描绘其形。
  经义为体,史事为用!
  这八个字仿佛具有千钧之力。
  堂下諸儒生,无论治《公羊》还是《左传》,皆是闻所未闻。初时错愕,有人甚至下意识地张大了嘴,笔都忘了动。继而,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精光,反复咀嚼这八字真言,不少人脸上渐渐浮现出茅塞顿开的狂喜。
  公孙延虽然双目不可视物,但听得此言,也是精神一振,不由得抚须低声赞叹道:圣人不愧圣人,好一个经义为体,史事为用!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郑玄身躯微震,双目紧盯帷幕。
  他一生治学,体系早已圆融,此刻却被这八个字撬动了根基。他沉默片刻,声音略带沙哑地开口:经义为体,史事为用。此论石破天惊。然,老朽仍有一惑未解。若《左氏》之史事,其本身亦蕴含褒贬与史家之义,此用中之体又当如何处之?《公羊》之义为体,《左氏》之史为用,若《左氏》之史,其自身所呈现的倾向与《公羊》之义不合,甚至相悖,此用岂非反伤其体?又如何相辅相成?
  帷幕后的声音并未因郑玄的追问而迟滞,反而更显从容:汝此问,更进一步,足见思虑之深。所谓体用,非是死板割裂,而是圆融一体。《左氏》自有其褒贬,此亦是史家之义,然其义多隐于事,需细察深究。与《公羊》显扬之大义相较,恰可为大义提供血肉与情境,使其不致空泛。若强求《公羊》之微言,字字句句皆能在《左氏》寻得毫厘不爽之对应,或因《左氏》某一记述细节与《公羊》简约之评判看似不符,便斥之为相悖,岂非买椟还珠?
  圣人稍作停顿,续道:譬如《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书:晋侯、秦伯战于崤,秦师败绩。《公羊》曰:全言晋侯,重其为諸侯主也。此乃《公羊》之义。若无《左传》详述晋文公之德业、秦穆公之失计,乃至崤山之险要,秦师轻敌冒进之细节,则此重字之分量,后人如何能深切体会其为霸主之实至名归?若只因《左传》记述了晋军亦有隐忧,或秦穆公亦有可悯之处,便说与《公羊》之重相悖,岂不可笑?《左氏》之详述,正是为了让《公羊》之重,其义更为坚实,其微更为彰显,而非相互抵消。至于《左氏》自身之褒贬,若与《公羊》大义相合,则为佐证。若有差异,则当以《春秋》经文为最终准的,权衡《公羊》大义与《左氏》史笔之侧重,探求圣人立法之本意。
  郑玄反复咀嚼着体用圆融,互为阐发。
  他沉思良久,方才抬首,语气已不复先前的诘问,而是带着几分求索:圣人之论,层层深入,如拨云见日,确为老朽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然,体用之说,精微广大。实际运用之中,如何把握体不离用,用不害体,使两者真正相辅相成,而非顾此失彼,恐怕仍需学者深思熟虑,仔细甄别。尤其当《左氏》之史事,其细节之繁复,可能引出多种解读,如何确保所取之用,能精准阐发《公羊》之体,而不致牵强附会,此中关窍,还望圣人不吝赐教。
  帷幕后的身影似乎微微动了一下,声音里透出几分悠远之意:汝所言极是。体用之道,知易行难,存乎一心,亦在千百世之研读与践履。《春秋》之微言大义,乃圣人忧患之心,淑世之志所系。文字章句,不过舟筏。通晓舟筏之构造与用法,固然重要,然最终所向,乃是彼岸之道。至于汝所问,如何确保用能精准阐发体,此非一言可尽,亦无一定之规,唯有秉持公心,博览群书,互相比勘,反复求证,庶几近之。若执着于舟筏之辩,而忘彼岸,则亦是舍本逐末。大道至简,求索之路,漫漫修远也。
  梁王刘弥再也按捺不住,轻轻一拍几案,发出啪的一声脆响,目光灼灼地望向帷幕,声音中带着显而易见的激赏:圣人之言,振聋发聩!《春秋》大义,经此阐发,更见其博大精深!
  郑玄猛然抬头,目光清亮,似有所悟,又似有更多疑问涌上心头。他整理衣冠,敛容肃立,朝着帷幕那方深深一揖,双手交叠在前,上身躬至九十度,姿态虔诚而郑重,久久方才直起身来。
  然而,这番领悟并未让他心满意足,反而如火上浇油,激起了更盛的求知之欲。
  他略一沉吟,目光再次投向帷幕,续道:圣人之言,令老朽茅塞顿开。然学海无涯,尚有數事盘桓于心,未得其解,还望不吝赐教。
  起初,他尚是一字一句,仔细斟酌着用词,唯恐有所疏漏。
  但思绪的闸门一旦开启,便如黄河决堤,沛然莫之能御,话语也随之连贯而急促起来。
  《洪范》一篇,言及皇极,注疏历来繁多。敢问此皇字,当取何义为本?建用有极,又如何与君道相合?
  《士相见禮》中,宾主揖让之数,古今传承似有不同。此非细故,恐关乎禮意之变迁,不知圣人以为然否?
  晚近以来,谶纬之说,弥漫朝野,或附会经典,或预决吉凶。其言或验或否,众说纷纭。敢问圣人,此谶纬之学,于圣人经义,究竟是辅翼,抑或歧途?若以为辅翼,其界限何在?若以为歧途,又当如何辨其源流,正其视听?此事实关教化人心,不容不察。
  问题一个紧随一个,从经文的字词考据,到禮制的源流演变,再到诸家注疏的异同辨析,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仿佛无数精密的探针,直指那些最为幽深隐晦的经义关窍。
  帷幕之后,谢均安然静坐。
  郑玄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转折,甚至每一个细微的语气变化,都清晰地传入他耳中。
  凭借昔年侍奉郑玄左右时,日积月累对恩师治学门径的深刻揣摩与洞悉,加之此番论辩之前,得蔡邕、荀爽二公毫无保留地指点,将诸多可能出现的艰深诘难,在心中反复推演过不知多少遍
  ,早已了然于胸。
  此刻听郑玄连番发问,纵然其中有些角度确有新奇之处,出乎预料,但他总能迅速捕捉到问题的核心。
  待郑玄一问话音稍落,略作停顿,帷幕后的声音便从容响起,不疾不徐,引经据典,将复杂的义理剖析得条分缕析,清晰明了:汝所询《洪范》之皇,古文多解。若从其初文体察,皇本象形,上古帝王冠冕之形也。故皇极者,非单取大义,乃天下立极之谓也。《周禮》之王与此皇,正为一体两面,内圣外王之道尽在其中。汝试以对立之见强分彼此,岂非买椟还珠?
  至于《士相见礼》揖让之数,汉初诸儒确有争鸣。若考之《礼记》相关篇目,辅以简牍为证,可见汉初诸儒争鸣,实因未明礼之本意在于'敬'而非'数'。汝既通经史,当知礼失而求诸野之理,何必拘泥于揖让几次,而忘却礼敬之本怀?
  谶纬之兴,非一朝一夕。所谓辅翼与歧途,不可一概而论,然其界限,实则昭然,并非难以分辨。首当察其源流,辨其真伪。此谶此纬,源出何时何人?其传承有序,有据可考乎?抑或骤然而出,托名于古人,实则近世之人依据时事、揣度人心而编造?此为第一步,如同滤水之初,先去其大块泥沙。
  次则比勘经义,考其是否与圣人之道相契。凡谶纬之说,当以圣人之言为圭臬,以六经之旨为枢要。此乃第二步,如同细筛,去其杂芜。
  若其言荒诞不经,远悖常理,譬如妄言某处有石刻、某日有异光,便断言某姓当兴、某人当王,此类附会灾异、预决吉凶之言,与经典所载圣人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之训诫截然相左。经者,常道也,亘古不变;谶纬者,为时势之变通,为人心之趋附。若以变乱常,以末害本,使其说凌驾于经典之上,则其界限岂不昭然若揭?此为第三步,如同澄水,使其清浊分明。
  圣人阐发的道理,如经过千锤百炼的精钢,坚不可摧,又如磐石般稳固,不容丝毫动摇,真正做到了周延缜密,无懈可击。
  负责记录的书吏,手腕早已酸麻不堪。
  简册一卷写尽,便迅速换上另一卷,如此反复,身旁已堆起了数卷记录。
  这已非寻常意义上的辩经,更似一场惊心动魄的棋局对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