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半年后的某一天，李姐让我和她一起上二楼，她说有其他活要交给我。
一楼是对外开放的餐馆，二楼一半是李姐和她丈夫住的卧室，一半是一间会客室，不过她之前从不让我上去，也没和我讲过会客室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我跟着李姐踏上神秘的二楼，拐进会客室，这里布置的像某个大公司的办公室，电脑、打印机、传真机一应俱全，柜子里堆满了一本又一本的文件夹，李姐戴上一副和她气质极不相符的细框眼镜，抽出一份文件递给我。
“一周之内写好六千字论文交给我，要求都在上面。”
我接过来一看，全英文的文件上列出了论文主题和阅读文献，我刚开口想问点什么，就听见李姐说。
“每千字五十美元，这篇写好了，以后就不用再包饺子了。”
我什么都不问了，闭紧嘴巴拿着文件下楼，用餐馆前台的那台破电脑忙活了一周，幸好论文主题不是专业性很强的理工科，我靠着高中剩下的英语底子和这半年学到的东西，勉强参考着文件上列出的文献凑够了六千个单词，卡着最后期限交给李姐。
我忐忑地等待着，李姐戴着眼镜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最后收下这篇论文，从钱包里抽了三百美元给我。
“勉强合格，以后好好干。”
从那以后，我的工作就从包饺子变成了写论文，随着我的技术越来越熟练，李姐也越来越信任我，我的办公地点从餐馆的前台变成了会客室，我也逐渐明白了，自己干的是帮大学生代写作业的生意。
李姐有个庞大的客户群体，主要都是家里有钱没地方烧的富二代们，成绩不好被家里人送出来，但大学可以花钱进，毕业证却不是那么好拿的，这群有钱没脑子的二世祖们有需求，李姐和我就正好能靠这个挣钱。
都说熟能生巧，我的写作技术越来越熟练，甚至学会了做海报和ppt，从第三年开始，李姐就彻底放下心来，让我直接和客户接触沟通，每到期末周，我一天甚至可以接到四个远程线上替考的订单。
客户带上特制的摄像头眼镜，将试题内容线上传递给我，我写好答案后再通过耳机传递给客户，通过这种方式，几年下来我几乎把各大高校的考试都参与了一遍。
我在沃顿商学院考过经济法，在斯坦福答过投融资管理，在芝加哥大学做过商业分析海报，所幸这些被父母送出国的富二代们选择的专业都十分集中，作为一个收了钱就十分敬业的代写，我对这些大学的课程比某些真正拥有毕业证的学生还精通。
我是个国内高中都没毕业的偷渡客，没身份，没学历，更没钱，可我手下写出的论文却被那些世界名校评选为优秀作业，那些在我年少时以为遥不可及的顶尖学府，似乎也早就褪去了光环。
李姐把我视作她的摇钱树，她甚至在二楼专门给我装修了一间房作为卧室，出钱给我买了电脑作为办公用品。
我在国外的第四年，李姐把她的两个小孩从国内接了过来，大女儿十二岁，小儿子八岁，两个小孩都黑黑瘦瘦的，和李姐丈夫一样说一口粤语。
李姐让这两个孩子和我学普通话，让我抽时间教他们英文。
“小薛，我就是个初中毕业，孩子他爸更是小学五年级就没念了，都没文化。我们就算挣了再多钱，也是为了孩子未来不用受同样的苦，你空余时间多教教他们，我每个月多给你开五百美元。”
或许是真的希望我能教好她的两个孩子，李姐还免费给我弄了一张比蛇头逼真很多的身份证明，她拍着胸脯和我保证，只要不是fbi上门□□，一般警察都看不出问题。
我收下那张身份证明，提出另外的条件，只要她能做到，我保证把她的两个孩子都送进顶尖大学。
李姐很爽快：“你说，就算是办不到，姐也给你想办法！”
“我要找一个人，他是2005年逃到国外的通缉犯，他叫薛建国。”
第34章 波士顿
我当初宁愿做包饺子的小工也要跟着李姐，就是看中了她在国外有路子，我想找到薛建国，需要她的帮助。
李姐答应我的要求，不知道和她的丈夫商量了什么，那个黑瘦沉默的男人让我写下薛建国的出生年月和在国内的履历。
“他是你亲戚？什么恩怨？你要横跨大西洋来找他。”
我手里的笔没有丝毫停顿，我没抬头:“生父，当年卷钱跑路的时候逼死了三条人命。”
男人抬眼看了我一眼，很快又低下头:“打算怎么报复？剁他一只手一只脚够吗？”
李姐和我聊过，她的丈夫是上个世纪被人诓骗着来国外打黑工的早期移民，那个年代的法拉盛远比现在乱的多，各种地下帮派组织横行。
“人在异国，有的时候抱团取暖才活得下去，那个年代，没办法。”
李姐看着我:“我和孩子她爸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下一代别走我们的老路，让他们能有个光明正大的身份，堂堂正正的，清清白白的，和那些外国人一样走在阳光下，做个遵纪守法也能活下去的好公民。”
“小薛，你也一样。”
李姐看着我的眼神复杂:“剁一只手，砍一只脚，就算你们父女二人恩怨两消。这件事交给姐来办，你不要沾手，挣够钱就回国内去，找个工作好好过安生日子。”
李姐的话落在我心里，无端催生出两滴泪珠。
我从国内追到国外，遇见过不少倒霉事，要不也不会落到现在的境地，可每次困境之中总会遇见好人，她们都让我向前看，往前走。
对我来讲，生活就像是光脚走钢丝，命运总是穷追不舍，时不时就刮来一阵邪风，而我每次站不稳要跌下去的时候，总会有人扶我一把，托我一下。
刘艳跳江前给了我一张车票，妈妈去世前给我留了存折，电子厂的郭老师朝经理泼水给我出气，王琦在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拉我一把，李姐帮我找薛建国的下落……
那天晚上我把脸埋在枕头上，第一次对是否要继续自己的复仇产生了动摇，那么多人试图用她们的好意和善良把我从仇恨的深渊里拉出来，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其实是自愿跳下去的。
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永远无法拯救一个破罐子破摔的人。
第二天早起，我拒绝了李姐丈夫找人帮我报仇的好意。
“我不仅要他的一只手或一只脚，”我说的时候觉得自己心头的伤口在往外渗血:“我要他的罪行广为人知，要他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他要彻底身败名裂，顶着无法原谅的罪名被万人唾弃，只有这样才能把迟到的正义送给已经死去的人。”
李姐盯了我很久，最后挤出来一句话：“你的妈妈一定是个善良又正直的人，她在你小的时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即使你长大以后成了非法移民跑到太平洋的另一边来报仇，也依旧要寻求法律的承认。”
我妈的确是个好人，可惜这个世界不讲道理，好人没好报。
我在国外的第五年，薛建国的下落找到了，李姐把消息告诉我的那天，我正领着她上初中的女儿晓宁图书馆回来，我们相处得很好，我教她普通话，她教我粤语，就连李姐的丈夫都说，我的粤语现在几乎听不出是个外地人。
法拉盛的夏天阳光明媚，李姐每天都会煮上一锅绿豆沙放在冰箱里，我刚完成一篇客户委托的代写作业，通过匿名邮箱发给客户后，起身去倒了一碗绿豆沙，顺便也给晓宁拿了一碗。
李姐放了很多冰糖，煮开花的绿豆都渗进了味道，甜丝丝的，炎热的午后喝一碗，再舒服不过了。
我和晓宁盘腿坐在小餐馆前的台阶上，眯着眼睛聊最近新上映的法国电影。
“……我在班里的前桌说她去看了那个电影，讲两个男生相爱的故事，法国人拍的……你陪我一起去看吧，别告诉我妈，她肯定说两个主角喜欢同性是神经病。”
我把碗里最后一点绿豆沙仰头喝干净，随口答应下来：“行啊，你这学期的物理成绩如果能拿到a，我就请你去电影院看，你还可以叫上你的那两个好朋友……哎，李姐回来啦。”
李姐开着运货的小卡车停在车位上，她从车上下来，手里拎着一袋外面买回来的小零食。
“小薛，”她把零食放到桌上，招呼我：“你爸的消息打听到了，他在波士顿开了家房地产公司，重新结婚了，生了一儿一女。”
李姐说话的语气平静，和她平时说起晚餐吃什么菜的口吻没有丝毫差别，她把一个牛皮纸装着的文件夹递给我：“你想知道的事，都在里面了。”
我把文件夹里的东西拿出来，大概扫了一眼，又放回去，端起已经空了的绿豆沙碗，把碗底仅剩的几粒绿豆也送进嘴里。
以后喝不到这么甜的绿豆沙了。
三天后，我收拾好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清空了房间，买好了去往波士顿的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