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薛阿姨没能讨回应得的存折，闹到院领导那里去要个说法，但经过改革后，设计院的领导大都换了一波，面对满眼希望的薛阿姨，院领导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话。
“薛建国同志已经递交了辞职信，你们的家庭矛盾院里无能为力。”
在体制内生活了一辈子，薛阿姨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切，她曾经以为自己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但改革春风一夜吹过，她发觉这一切就像纸糊的美梦见了水，自己一无所有，像是无所依仗的浮萍。
我暑假去找薛时绾玩时，薛阿姨大多数时间都在主卧关着门，餐桌上没有以往的新鲜饭菜，只有已经放坨了的清汤挂面。
我还发现薛时绾房间里的那个大衣柜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纸箱子，潦草的装着衣服。
“那个衣柜是妈妈结婚时候带来的，黄花梨的，听说挺值钱，”薛时绾低着头，语速飞快的解释：“前两天妈妈把它卖了。”
说这些的时候，薛时绾眼神低垂，可能是觉得难为情，过了一会儿，又像是刻意掩盖什么似的补充：“反正薛建国不在这里住了，那么大的衣柜放着也没用。”
薛时绾不再说“爸爸”，对薛叔叔的称呼变成了直截了当的名字——薛建国。
她耳朵上的伤口包了两天纱布就拆了，留下一个颜色较浅的伤疤，卫生所的医生拆纱布的时候开玩笑的说：“等长大了可以在留疤的地方打个耳洞，带上耳环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还是个顶顶标致的小姑娘。”
但薛时绾悄悄告诉我，她将来就算打耳洞也只打一边，这个伤疤她要留着，一看见就能想起来薛建国抛弃了她们，永远记着这份仇。
我想了好一会儿，用一个八岁小孩能想到最合适的话，干巴巴的安慰她：“记仇不好。老师讲过，应该宽容待人。”
薛时绾的表情很不服气：“薛建国把家里所有钱都拿走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对我们宽容。”
薛时绾有一点说的没错，薛叔叔拿走存折的确给她们造成了很大影响。
傍晚的时候，妈妈下班回家，特意敲响了薛阿姨房间的门，一次没开她就再敲一次，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
我和薛时绾面面相觑，也一起站在门口等着，谁都不说话。
房间内一时只剩下妈妈有节奏的敲门声，这种让人喘不过气的沉默究竟持续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了，直到最后房门吱呀一声打开，薛阿姨憔悴的面庞出现。
妈妈拉着薛阿姨在餐桌旁坐下来，把早就凉掉的挂面倒了，重新开火做饭。
妈妈的厨艺比不上薛阿姨，吃食堂的时间久了，手艺更生疏了些，但热乎的饭菜端上桌，总是比冷清挂面好多了。
在饭菜的烟火气中，薛阿姨慢慢提起精神，站起来，慢慢走进厨房帮着妈妈一起拿碗盛稀饭。
薛阿姨的动作很慢，像是提线木偶，身体关节像是生锈般沉重。
我看着这样的薛阿姨，突然想起语文书上的一个成语——失魂落魄。
但妈妈却十分耐心，她招呼着我和薛时绾吃饭，又把薛时绾的姐姐叫出来，注意到薛阿姨勺子里盛了口稀饭迟迟不往嘴里送，她从公文包里掏出饭盒，推到薛阿姨面前。
薛阿姨疑惑的看了妈妈一眼，慢慢打开饭盒，眼神从疑惑转为惊讶，然后眼眶里很快蓄满泪水。
妈妈下了班还没来得及换衣服，洁白的棉质衬衫袖子卷起，她扶扶眼镜，常年握笔磨出厚茧的手再次将饭盒往薛阿姨那边推推。
“我听办公室的人说你老家是四川的，那边有吃泡菜的习惯，就找她们要了点。”妈妈语气温和：“你尝尝，这味道和你家那边的像不像？”
薛阿姨夹了块萝卜送进嘴里，在咯吱咯吱的咀嚼声中，泪水无声的掉进面前的碗里。
“老薛吃不了辣，两个孩子也随他，口淡，”薛阿姨吸吸鼻子，极力克制着声音中的哭腔：“我结婚后就一门心思扑在家里，生了大的生小的，忙活完这个忙那个，忙着忙着半辈子都快过去，我十几年没吃过家里的泡菜了……”
妈妈说：“你喜欢的话，我明天上班找她们要泡菜方子，咱们也腌点。”
薛阿姨低着头，一边掉眼泪，一边摇摇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看着妈妈，笑了：“你这双手天生就是该拿笔画图写字的，做饭这事还是我来吧。”
“没有谁天生就该待在厨房，你的价值不只是在婚姻和家庭里。”
那天晚饭的餐桌上，妈妈和薛阿姨聊了很多，离婚协议怎么起草，该去哪儿找律师打官司，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割，抚养权怎样争取……
妈妈总是说小孩别管大人的事，但这次她谈起这些东西，却半点没有避讳我和薛时绾，也没避讳薛时绾的姐姐，我们一个大人加三个小孩像听数学课一样学习这些关于婚姻的知识。
临睡前躺在床上，我轻声说：“妈妈，你如果当老师的话也会很厉害。”
昏暗的屋子里，电扇在摇头晃脑的发出噪音，妈妈把被角搭在我的肚子上，说：“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姥姥从没教过我这些，现在妈妈把这些都教给你，希望你未来能过的比我更幸福，至少在婚姻破裂一地鸡毛的时候，知道该怎样体面结束，维护好自己的权益。”
我半懂不懂的问：“薛叔叔离开了，薛阿姨难过到茶不思饭不想，可是爸爸离开的时候，妈妈你好像并没有这么难过。”
“难过并不是舍不得某个人，而是可惜自己曾经在那个人身上花费的青春时光，为过去那个付出过真心的自己难过。”
妈妈摸摸我的脑袋：“小瑛，能明白吗？”
我摇头：“不明白。”
“好吧，”妈妈无奈的笑了：“那就希望我们的季瑛同学遇上一个忠贞不二的爱人，一辈子都不用体会这种难过。”
第5章 跳槽与下岗
我上三年级那年，薛阿姨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取得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分割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的传票寄到武汉，却像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一审开庭的时候，薛叔叔也没有出现。
薛阿姨一个人站在法庭上，攥紧拳头听着法官宣布结果，然而一审结果是婚姻关系完全破裂的证据不足，薛阿姨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捏着一纸不尽如人意的判决书走出法院，薛阿姨脚下一软，差点摔倒，妈妈和律师眼疾手快的左右把她架起来。
“一般一审法庭都不会直接宣判离婚，我们可以收集证据，再次上诉。”
踩着高跟鞋穿着时髦职业装的律师这样安慰着薛阿姨。
可是薛叔叔远在武汉，想要搜集出轨证据十分困难，妈妈只有一遍又一遍的宽慰薛阿姨，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一定会有办法的。
每次这样说，薛阿姨就会努力仰起头，笑着告诉妈妈：“人挪活树挪死，放心吧，我还得养俩孩子，就算没了他姓薛的，我们娘三个也饿不死。”
薛阿姨的确很快振作起来，又变回从前那个风风火火的“晴姐”。
当我和薛时绾每天在学校咬着铅笔头上课的时候，改革春风继续吹拂在这篇大地上，设计院无力负担子弟学校的费用，解散了院里的子弟小学，班级里多出一批插班生。
家属院的大门每天都有搬家的大车来来往往，不断有人搬走，在这一片春风中，所有人都是浮萍，要拼命扎根才能找到生命的出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旁边的那条街上出现了不少路边小摊，慢慢发展成一片夜市，每天夜色暗下来，一辆辆自行车改装的三轮小摊就出现在街边，其中很多都是下岗工人，学历不够，手里的技术已经逐渐被时代所淘汰，他们就只能选择拿起烧烤签子、铁板铲子、小炒大勺……
在那片夜市上，薛阿姨卖掉了她自己的旧衣服，那些国营商店买来的雪纺衬衫，买料子自己做的连衣裙和喇叭裤，曾经薛叔叔去外地出差带回来的呢子大衣，都在地摊上变成了一张张皱巴巴的毛票。
薛阿姨用这些毛票凑够了薛时绾姐姐上重点高中的学费，交上了薛时绾三年级的学杂费，她捏着最后剩下的薄薄几张钱，敲响了家里的门来找妈妈。
“妹子，先前找律师的费用是你先帮我垫上的，我现在手里只有这些，但是我会出去找活干的，这笔钱我肯定会还……”
薛阿姨把皱巴巴的钱放在桌上，两只手搅在一起，极其不好意思的说着。
妈妈看出了薛阿姨的窘迫，眼疾手快的把钱塞回她怀里：“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你家老大刚上高中，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快拿回去，别跟我客气。”
几番拉扯不过，薛阿姨攥着钱，还是坚持说：“那以后每天晚上你都带着小瑛到家里来吃饭，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们做。”
妈妈还想推辞，薛阿姨已经转头快步走出了门：“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记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