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中国5000年历史悬案（出版书） 第4节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关于娼妓，在外国，可能起源于一些祭祀性的神庙。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王国的神殿里有“圣妓”。“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必须去一次神殿，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同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地中海有个海岛叫塞浦路斯，在古代，这个岛上的女神庙里养着成群的“圣妓”，专供过客淫乐，当时的法律规定：女子不论愿意与否，只有在神庙中当过“圣妓”后才能出嫁。
在中国，《尚书》记载：尧的儿子丹朱“朋淫于家”。西汉刘向在《列女传》中说“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二者都类似于集体性淫乱。这些记载似乎说明娼妓在夏朝前后就已出现。有些人认为妓女源于商周时期的巫婆，称为“巫娼”。然而史书诸如《史记》以及甲骨文都没有女巫从事性工作的记载。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妓女可能起源于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妓女的起源有另一说：
有人问：“妓女始于何时？”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礼教明，焉得有妓女？唯春秋时，卫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醉而缚之。此妇人当是妓女之滥觞。不然，焉有良家女而陪人饮酒乎？若管仲之女闾三百；越王使罢女为士缝纫，固其后焉者矣。”
妓女成为一种职业大概在西周或者晚些时候的春秋。《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些“游女”、赵女郑姬妖艳妩媚，色艺双全，甚至不远千里从事性工作。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军妓，越王勾践就用寡妇娱乐士兵。《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
但是妓女这种职业真正开始合法是从管仲在齐国设立妓院开始，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得到了齐国政府的承认，具有了法律上的合法性。当时齐国不但经营妓院，而且对性工作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保护，而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管仲。
管仲帮助齐桓公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他使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
春秋是一个士的时代，士在当时是一个重要阶层，他们四方奔走，游说于诸侯之间。他们常年不回家，自然妓门成了他们的栖息之地，所以当时妓院很多，由于需求大，财富自然也集中于此种风花雪月之地，当时管仲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需要财力上的支持。再加上当时的烟花之地存在一些混乱，有些嫖客事后打白条，妓女的安全感降低，她们需要一只看不见的强有力的手来安慰。同时，管仲为了纳天下贤才为齐国效力，以美色留住人才，因而有必要加强对妓院的管理。
于是管仲设立“女闾”，根据《周礼》的“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那么一闾就是二十五家，总数就是17500家妓院。《东周策》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这是国家经营妓院之始。而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梭伦改革是在公元前594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645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50年左右。当然，从道德上来说，这并不光荣。
管仲是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止是为淫乐而淫荡，他有他的政治经济目的。
首先，增加国家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清人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其次，缓解社会矛盾，一方面解决许多没有妻子的男子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样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桓公在称霸战争中俘获的女子和一些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国家妓院中。
第三，吸引士阶层。这些常年游说在外所谓的士喜欢妇女和美酒，于是开设妓院达到了引进人才的目的。
最后，齐桓公好色，常常游乐于国家妓院“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管仲设妓院也算是投其所好。
管仲设妓院后，诸侯国纷纷取经学习。一些诸侯国甚至利用妓女来控制他国，亡人之国，看来妓女的力量并不亚于十万雄兵。这样妓院遍地开花，并影响到后来的封建社会，妓院虽然不被主流文化所称颂，但是具备了默认的合法性；在私下场合，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切都要拜管仲所赐，他可能永远想不到，他会成为娼妓的保护神，或许这位保护神的面前香火鼎盛，因为他给了娼妓们前所未有的安慰和鼓励。
屈原自沉汨罗江有何难言之隐？
屈原自沉汨罗江有何难言之隐？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他在《诗经》的基础上，对楚国的民歌加以改进，创立了“楚辞”这种诗歌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
早年屈原曾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成为中国诗歌文学的起源之一。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纪念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关于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原因，历来有诸多说法，却都相差甚远，恐怕是因所选择的分析角度不同所致，总括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说法是以身殉国。这一种说法，以清代学者王夫之和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为代表。他们认为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先秦采用分封采邑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就亲疏有别地分封到不同地方当诸侯，诸侯又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国家分给不同的大夫。楚国和其他诸侯国有点不同，国君和周天子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在其他诸侯只能称“公”、“侯”时，楚国国君就能自称为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王”的称号。楚国的君臣同样有这种关系，屈原和楚王同姓，所以他对楚王和楚国，不仅有一份大臣对国家的忠诚，也有一份难以割断的血脉亲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著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叹郢都的陷落，宗庙社稷成为荒丘废墟，人民流离失所，楚顷襄王不能拼死抵抗秦军，楚国灭亡指日可待。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不忍亲眼目睹国家灭亡，故而投江殉国。郭沫若在《屈原考》中写道：“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颠沛流离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他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写道：“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还有一种说法是屈原以死谏楚王。持此说的人认为屈原看到楚国“党人”横行，百姓看不到希望，朝中没有忠良之臣，国家没有抵御外敌的力量，楚国将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大志的屈原却遭谗言而被流放，报国无门的他没办法身谏楚王，哀叹报国之志无法实现。绝望的屈原决心以死来震醒昏君。屈原在《离骚》篇末有“吾将从彭咸之居”。彭咸是殷朝有名的贤士大夫，他曾忠心劝谏国君，遭到漠视，最后愤然投水而死。由此看来屈原之死是“尸谏”，是向彭咸学习而来的。
最近，有人对屈原的死提出了新的看法，那就是，屈原并非死于自杀，而是被谋杀。屈原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理想的诗人，他写过大量的情诗，其中《湘夫人》是其中之一。
研究这篇文章，我们通过屈原谦卑的态度判断，“湘夫人”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超过了屈原本人，很可能是一个王室成员；“湘夫人”有着惊人的美貌；“湘夫人”是位已经出嫁的、受道德礼教制约的女人，她不能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跑到荒郊野外与其秘密幽会。而标题“湘夫人”中的“湘”代表楚国，“夫人”就是妻子。对照王宫里的所有有身份的女人，符合“湘夫人”这四个特征的只有楚怀王的宠妃郑袖。
屈原与怀王宠妃的暖昧关系被怀王知道后，促使他以政治名义放逐屈原，使他再也无法与郑袖见面。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在秦国病逝，秦国把遗体送还了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人正式立太子为王，是为顷襄王。耐人寻味的是，心灰意冷的屈原闻听此讯后却禁不住的欢欣鼓舞、欣喜若狂。因为屈原相信他的老情人“湘夫人”会想尽办法说服顷襄王，让他重返京城，再握权柄。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为防止屈原与郑袖的关系卷土重来，楚国王室遵照楚怀王的遗命，派人对屈原进行了捕杀。追杀事件的发生地就是今天的汨罗江，兵士们最终在江边抓住了屈原，将他刺杀后装进袋子，捆紧了之后绑上石块投入江心，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
而流传至今的赛龙舟和包粽子是不是也在暗示当时的追杀情景呢，用赛龙舟隐喻当时追杀屈原的激烈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实—糯米饭象征着屈原的肉体，粽叶象征着装他的袋子，粽丝象征着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里，则象征着屈原被人淹死的真相。
当然屈原死于谋杀这一说法并没有切实的依据，只是一种猜测，但是谁又能说这种猜测不是历史的事实呢？
勾践“卧薪尝胆”是真是假？
勾践“卧薪尝胆”是真是假？
众所周知，在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中曾有这样一个故事，越国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于会稽山上，不得不向吴王夫差屈辱求和。从此，越国臣属于吴，受到吴国的控制，越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3年的劳役，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以后，力图报仇雪耻。为了不忘亡国的痛楚，激励自己的斗志，他在屋中吊了一个苦胆，出来进去、起立坐下、吃饭睡觉时，都要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他疲倦了要休息时，不用床铺，不垫被褥，而是把硬柴叠起来睡在上面，以使自己的筋骨感到疼痛。经过这样十多年的磨炼，再加上各项措施的得力，越国终于灭了吴国。这就是“卧薪尝胆”的故事。然而关于越王勾践是否真的曾经卧薪尝胆，在史学界却是众说纷纭……
在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左传》和《国语》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吴越争霸和勾践事迹的历史典籍，而且距当时的历史较近，其中记载的史实也较为可信，因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在这两本史籍中，都没有讲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行为，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这么一段话：“吴既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司马迁的话是非常明确的，勾践确实有“尝胆”的行为。但“卧薪”呢？司马迁笔下的“苦身”是不是就是指的“卧薪”呢？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更为详细的交待。东汉时期，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这两本书虽然是专门记录关于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历史，但它们却只是以先秦历史为基础，又加上了小说家们的荒诞想象。《越绝书》中卧薪、尝胆都未提及；《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在户外，出入品尝，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之事。由此看来，在西汉的《史记》中最早出现了越王尝胆一事；而在东汉时期的史料中还没有出现卧薪之事。
苏轼在《拟孙权答曹操书》中第一次把卧薪、尝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用。但苏轼起草这封信时带有很强的游戏性，信中的内容与勾践无关，而是设想孙权在三国平分天下时曾“坐薪尝胆”。到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谈及吴王夫差有“坐薪尝胆”之事。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马在《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把卧薪尝胆说成是吴王夫差的事情。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到明朝末年，梁辰鱼写传奇剧本《浣纱记》，渲染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二事。清朝初年，吴秉权编了一本简易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书中写道：“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又刊刻了明末作家冯梦龙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书中也多次提到勾践曾卧薪和尝胆。这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愈传愈广了。
有些学者认为勾践卧薪尝胆是历史事实，据东汉时期的史籍《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苦身焦思，夜以继日，用蓼攻之以目卧”。蓼是一种很苦的菜。这样，《勾践归国外传》中的话，意思就十分明显了：那时勾践冥思苦虑，日夜操劳，眼睛十分疲倦，就想睡觉，即“目卧”，但他用“蓼薪”来刺激自己，以便能够忍耐克服，避免睡觉。“卧薪”、“尝胆”分别是让视觉和味觉感到苦。由此可知，后人把“卧薪”说成是在硬柴上睡觉，是曲解了《吴越春秋》的意思，因为“卧薪”是眼睛遭受折磨而不是身体遭受折磨。这种说法的结论是：尽管后人误解了这个词语的意思，但勾践确实有过“卧薪尝胆”的行为。这似乎与司马迁笔下的“苦身”之间存在若干联系。而关于勾践“卧薪”之说，却是今人误解了古人的记载，这里的“卧薪”并不是指躺在柴草上睡觉，而是用蓼草刺激自己的眼睛，使自己不至于犯困睡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卧薪”也是存在的。
勾践有无卧薪尝胆，要做出精确的考证已经相当困难了，也许这并不重要，勾践坚忍不拔的精神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不断学习的。
美女西施死后香魂归向何方？
美女西施死后香魂归向何方？
浣纱女西施，是众所周知的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相传西施姓施，名夷光，春秋末期越国苎萝（今浙江诸暨南）人。“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浣纱的经典传说。西施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居首。自东汉初年《越绝书》和《吴越春秋》问世以来，范蠡访西施于苎萝村、献西施于吴王夫差以及勾践亡吴后与西施浪迹江湖的浪漫传说，流行了近2000年。
那么，吴越战争结束后，西施真的与范蠡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吗？
对此，民间流行的说法是：当姑苏城破，吴国灭亡之时，西施的恋人范蠡匆匆来到吴宫，把西施领出，从水道进入云雾朦朦的太湖。后来两人结为夫妇，离开政治斗争的漩涡，远走高飞，范蠡化名陶朱公，以其雄才大略，经商致富，过着极尽人间豪华的生活，福寿双全而终。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最早见于东汉袁康、吴平的《越绝书》。里面记载说，“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代诗人杜牧在其所作《杜娘诗》中这样写道：“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代指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关于范蠡这样的记载：“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而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也有类似说法，认为西施原是范蠡的情人或妻子，吴国覆亡后，范蠡带着西施隐居起来。明代陈耀文的《正杨》卷二《西施》也引用《越绝书》认为西施跟随范蠡隐居。明代的戏曲作家梁辰鱼在颇具影响的《浣纱记》中也说：“范蠡和西施早已定情。吴亡后，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范蠡却认为越王雄猜阴狠，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于是激流勇退，在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带着西施，驾着一叶扁舟，泛五湖而去。”宋代诗人张尧同诗云：“少伯曾居此，螺纹吐彩丝，一奁秋镜好，犹可照西施。”清人朱彝尊也写过这么一首诗：“落花三月葬西施，寂寞城隅范蠡祠。水低尽传螺五色，湖边空挂网千丝。”这两首诗说的都是范蠡和西施归隐五湖后，每天早上，西施对着青铜镜梳妆，随手将脂粉水倒入湖中，以致湖中螺呈五色。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只是人们的幻想，历史上西施的真正结局是沉水而死。《墨子·亲士》就记载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沉”，古作“沈”）。这句话把西施被沉于水中解释为是因为她的美丽。
明代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六十八《范蠡西施》录《修文御览》所引《吴越春秋·逸篇》之文亦云：“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而“鸱夷”本指夏商时青铜所制的鸟形盛酒容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多用皮革制成袋囊以盛酒，但仍称之为“鸱夷”。清人黎士宏《仁恕堂笔记》记载：“秦巩间人，割牛羊去其首，剜肉空中为皮袋，大者受一石，小者受二三斗，俗曰混沌，即古之鸱夷。”所以鸱夷的意思就是用一整张牛羊皮做的皮袋。“沉水说”理解“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的意思是：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装在皮袋里沉到江里去了。并继续引证《吴越春秋·夫差内传》里面的记载：“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这段话中的“鸱夷”是伍子胥的代称，伍子胥死后，被装在鸱夷之器里投江。照此理解，延伸出西施是被越王献给吴王的，吴亡后，越王把西施沉江，随伍子胥去了，而不是随范蠡泛舟五湖。
那么，为越国战胜吴国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施为什么被沉水呢？
一种说法是越王妻子吃醋所为。吴越之争结束后，越王与西施形影不离。勾践夫人是一个阴险心狠的女人，眼看勾践沉迷在西施的娇媚之中，暗暗咬牙，非置之于死地不可。但勾践与西施形影不离，无法下手。一天，船队渡江南归，途中，勾践夫人对勾践说：“敌国臣民，正在大江南岸跪迎大王，大王应受臣民欢迎，以示王礼。”勾践本来对夫人比较畏惧，现又以大义相请，于是应声而出舱。这时，勾践夫人将西施骗至船尾，命力士将她绑缚于大石之上，沉入江底。当勾践发觉后，回舱询问，勾践夫人理直气壮、色厉辞严：“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绝代佳人就此香消玉殒，魂断于江波浪涛之中。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正是勾践将西施溺死。《吴越春秋》记载，越王“乃使相者国中得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教以容步，习于王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西施在宫中三年学习期间，与范蠡产生了感情。越王勾践显然也被西施的美貌打动，但他为了成就自己的伟业，只能将西施献与吴王。为了使西施死心塌地地替他完成使命，勾践和范蠡约定：灭吴之后，将西施赐予范蠡，不仅可成全二人的一番相恋，同时也稳住了西施的心，才能身在吴宫，心存越国。但是灭吴之后，阴险的勾践变了卦。他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落到别人的手中，于是下令将西施鸱夷沉江。
当然也有西施是不慎落水而亡的说法，这几种说法尽管存在分歧，但是都是认为西施是溺水而死的。现在沿海的泥沙中有一种似人舌的文蜊，大家都说这是西施的舌头，所以称它为“西施舌”。西施为了越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却又在越国胜利之后不知所终，真是可悲可叹。
名将吴起为何死在君王尸体之上？
名将吴起为何死在君王尸体之上？
吴起(约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吴起是继孙武之后，既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历史上，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后世论兵，莫不称“孙吴”。作为政治家、改革家，他与商鞅齐名。吴起一生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却又因“诛邻止谤”、“母丧不临”、“杀妻求将”的行径为后世的道德维护者所鄙夷。辉煌与阴影，都集中到这个引发争议的名将身上，那么，一代名将缘何被乱箭射杀于楚悼王的尸体之上？
吴起原本出生于卫国的一个商人家庭，从小立志要走仕途之道。为了实现做官的梦想，他到处交朋结友，到处学习兵法剑术。但是当时的卫国，只重门第，不重学问。他千金散尽，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相反却受尽讥笑与嘲讽。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他，一怒之下，杀死了一直诽谤他、侮辱他的三十多名乡邻。在逃跑之前，在与母亲告别时，他一口咬下手臂上的一块肌肉，“呸”地一声，喷口吐出，以此发下毒誓：“今生不为卿相，决不再回家乡！”
吴起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地潜逃到了鲁国。他听说孔子的学生、儒家大师曾参正在开堂讲学，广招门生，兴奋不已。要知道，儒学就是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的。“士”者“仕”也，就是做官。这正符合吴起的梦想，吴起想千方设百计，终于如愿以偿地迈进了曾子的学堂。但是，这时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吴起理所当然地应该回家奔丧。然而在休学与就读之间，他却选择了后者。母亲去世，儿子却不回家奔丧。吴起的所作所为，为以孝著称的曾参所不齿。曾参愤愤地痛斥他：“我没有教过你这样不孝的学生，我也不再需要你这样不孝的学生。”师徒反目，吴起被扫地出门，再次跌入人生低谷。不奔母丧之事，成了后人指责他、嘲讽他的口舌之一。
吴起审时度势，毅然弃儒道改学兵法。三年后，经相国公仪体的推荐，被鲁穆公任为大夫。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因此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军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表示愿与齐军谈判，先向对方“示之以弱”，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给对方造成一种“弱”、“怯”的假象，用以麻痹齐军将士，骄其志，懈其备，然后出其不意地以精壮之军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伤亡过半，鲁军大获全胜。
不过作为孔子故乡的鲁人不耻吴起之德行，擢升他的鲁君也为此人心狠手辣而内存惊悸，不久便下了辞退书。
吴起离开鲁国后，听说魏文侯很贤明，想去投奔他。文侯问大臣李悝说：“吴起为人如何？”李悝说：“吴起贪荣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这样，吴起被正在开始变法求强的魏文侯起用。他在魏二十六年，“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其余也打成平局，同时又“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起任西河守将时，一再以寡兵击败庞大的秦军，占据了黄河以西七百里之地，使原来强大的秦国一度岌岌可危，魏国变成战国强国。
魏武侯即位后，吴起因不受信任又投奔楚国，被楚悼王任用为相，仅一年便创造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显赫成就。但是，吴起的种种变法措施却招致了楚国众多守旧贵族的嫉恨。楚悼王刚死，前去致祭的吴起便被众多手执弓箭者追逐。尽管他临危仍显智谋，趴在按礼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故王遗体上，意在以此或者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若作乱者无所顾忌，射我必中王，中王，自然就暴露他们是反叛的罪人。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尸身上。这一年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葬后，太子(楚肃王戚)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杀了全部因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了悼王尸体的人。由于射刺吴起被诛灭宗族的有70多家。
纵观吴起出仕鲁、魏、楚三国的过程，每到一地便能强军兴邦，既会统兵又善治国，确有过人之才。他的著述大多散佚，却仍留下“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谋国强军之道，并对“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有独创性见解。吴起死于乱箭之下固然有行变法之策得罪了既得利益豪强的因素，个人道德缺失亦难辞其咎。吴起虽在史册上留下让后人赞叹的武功，其为争功利不择手段之举却应视为古代兵家遗产中的糟粕。正如著名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吴起的评论那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韩非为何被喜欢他的秦王杀死？
韩非为何被喜欢他的秦王杀死？
韩非，战国时韩国人，为韩国公子（即国君宗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韩非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堪称当时的大手笔。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他对左右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但是韩非到秦国之后，并没有如秦王所言那样，反而被投进牢狱，不久就被处死。韩非究竟为什么被欣赏自己的秦王处死？
最流行的说法是韩非死于李斯的谗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是没有重用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出于对韩非才情的嫉妒，就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那个秦王就像历史上的所有暴君一样，只做正确的事和不正确的事，在韩非问题上，恰恰做了不正确的事：下令将韩非关进监狱。不久，满腹经纶的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正是李斯。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但是有人却对这种观点持有怀疑态度，理由是当秦王读到韩非的文章后，认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时，向他推荐韩非的正是他的同门李斯，如果李斯有妒贤嫉能之心，又何必多此一举？另外，韩信被囚禁进而被杀，不是在秦王重用他时，而是在还未信用的情况下发生的，根据当时的情形，韩非并未对李斯构成任何威胁，根本谈不上什么嫉妒他的才学。李斯在秦二世继位之后，甚至被投放监狱的时候，还多次引用“韩非子言”，劝二世实行韩非之术，这足以证明李斯对韩非是一直敬重的，因此暗害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除此之外，西汉刘向在《战国策》中说：楚、燕、代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与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瓦解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的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以为韩非出于一己之利诋毁姚贾，遂下令诛杀了韩非。按照这种说法，韩非似乎又是咎由自取，因为妒忌别人而最终害了自己。
但也有人指出这一观点的缺陷。第一，《战国策》这部书相当庞杂，虽然经过刘向校录，但是仍然错误百出。而司马迁对于史料的鉴别相当认真和慎重，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战国策》的材料十几处，但是唯独没用《秦策》“四国合一”的内容，可见这一段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第二，韩非“为人口吃，不能说道”，在韩国时，他只是“数以书谏韩王”，为何到了秦国后能一反常态，在秦王政面前唇枪舌剑起来？所以这种韩非之死咎由自取的观点不可靠。
《史记》之中，另有几篇，也写到过韩非之死，如《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和《韩世家》，但都是蜻蜓点水，片言只语，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说法，最多只能说明，韩非的确是死于秦人之手。韩非的死因，因此陷于扑朔迷离之中。究竟是无辜受害？还是咎由自取？抑或，还有别的原因？只能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史学名著《左传》的作者是谁？
史学名著《左传》的作者是谁？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或称《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与各诸侯国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共有18万余字，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前后长达259年。《左传》不仅记事详备可靠，是研究春秋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而且文笔精练，描写生动，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价值。然而这样一部史学和文学的名著，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目前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是，左丘明所作。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刘歆亦谓：“《春秋左氏》，邱明所修”（《汉书·楚元王传》）。而且《左传》称鲁国为“我”，对鲁国国君单称“公”，记述鲁国的事情非常详尽，并且都站在鲁国立场上叙事评论。所以有人认为作者为鲁国人无疑。再观《左传》的行文，其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学生在《论语》中都是尊称其师为“子”，从未称字，所以“仲尼”之称应为孔子的好友对他的称谓。符合这所有条件的就是孔子的好友左丘明。
至于《左传》中某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而且又记载了些战国时的历史，这应该是后人增添，全书之绝大部分还是写成于春秋晚期。而孔颖达引前人语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第二种说法是《左传》为战国时人吴起所作。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左传》成书在战国初年，而吴起正当其时；《左传》反映的思想，有儒家，也有法家，而吴起“尝学于曾子”（《史记·吴起列传》），“受业于子夏之论”（《史记·儒林列传》），又实行过变法，正有儒家后学而兼备法家思想的特点；《左传》尊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左传》于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之人。吴起是大军事家，而《左传》正长于描写战争。吴起为“卫左氏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吴起，卫左氏中人也。”韩非子书中还多次谈到“左氏”，说明左氏是卫国有名的都邑，可能《左传》就因编纂者吴起之家乡而得名。所以看起来吴起似为《左传》之作者，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及看到的。所以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
还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伪作。此说源自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而强烈认为此书为伪书的，则是康有为。他在其所著的《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大张其说，断言《左传》是西汉末年的刘歆的伪作，梁启超总结了康有为的观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逢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崔适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史记探源》中进一步阐述《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编造而成的伪书这一主张。他说：“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钱玄同也曾多次著文，力证《左传》是刘歆将原本《国语》一书瓜分为二的。此论一出，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辩。
著名史学家钱穆对此就持有反对观点。他认为：第一，刘歆没有作伪的时间。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刘向死离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刘歆“何得遍伪群经”？“在数月之间，欲伪撰《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固为不可能。”第二，从刘歆个人的精力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上判断，古代的书籍由繁重的竹简制成，以刘歆一人之力难以伪造出群经。如果说是众人所为，那么与刘歆同时代的学者，有的还与刘歆共同参加整理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人泄露其秘密说刘歆伪造诸经？第三，刘歆没有必要伪造群经以助莽篡汉。钱穆考证，刘歆为古文诸经争立博士时，王莽刚刚退职，刘歆没有必要为一个失势的外戚大臣造假献媚。当时流行着阴阳五行学说，阴阳轮换、五行转移、汉运将终的观念早已流行于世间，刘歆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逆转风气。再者，他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王莽篡汉制造“符命”。因此，钱穆认为《左传》作为史书，非常可信的，本书一定是春秋之间了解各国史料者所记。刘歆凭一己之力是没有这个能力伪造此书的。
总之，关于《左传》作者的问题，是历史中的一大悬案，辩论的双方各有自己的理由，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左传》作者是谁，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然而其他诸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材料，这个问题恐怕就成为悬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