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 第36节

  部分现代化的谬论对中国保守的士大夫来说是明了的，他们因而拒绝全盘西方化。由于他们占中国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的企图，正如他们早些时候阻止军事现代化的企图一样。一个由120名穿长袍的学生组成的留学生团的命运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们的影响；1872年，中国派这些学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学校学习。为了让中国这些未来的现代化人物准备传统的经典著作的考试——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些学生由旧式的中国老师陪伴着。而他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同西方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接触不会玷污这些青年学生的儒家道德。尽管他们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对从事这一事业的明智与否和必要性还是大为担忧，最后，在学习计划完成之前，保守力量于1881年将整个留学生团召回国。
  类似的态度还妨碍了极少数人的工业化的企图。例如，为了建造轮船，将长江三角洲的稻米运往北方首都，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由于船队需要煤，1878年，天津以北的开平矿务局开局。为了运输这些煤炭，1881年，中国第一条永久性铁路开始使用。这几家企业联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原本很可能兴旺发达。但是，它们的主管人员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用人处事不是为企业考虑，而是从自己家族出发。他们任命贫穷的亲戚和贪婪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结果，这些企业负债累累，最后为外国人所控制。
  中国在振兴经济和改建军队方面的失败，必然导致西方与日俱增的渗透和控制。欧洲列强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许多贷款，但贷款前它们常常施加压力、以准许债权人控制中国部分经济为贷款条件。欧洲列强在中国各港口获取租界是它们施加经济影响的另一手段。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发展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城市国家；在那里，中国的法律不适用，中国的法院和警察设有管辖权。这些租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以往一向是自给自足、以田地为基础，但现在，它愈来愈依赖外国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西方列强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还控制了一些大的内河航道，他们维持着几支炮舰舰队，在从上海到重庆1500哩长的、横穿中国中心的长江中巡逻。实际上，英国海军中有位军官还拥有"长江海军少将"的头衔，这一头衔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四、社会和文化影响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从军事和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和文化领域。这种扩大反映在中国人选来翻译的西方书籍的类别有了改变。在185o年到1899年这段时期中，中国人所翻译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了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例为四比一；1902年到1904年的两年中，后者却以二比一的比例超过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这一时期中，得到翻译的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多两倍。
  这一兴趣转变的一个原因是1894-1895年日本打败了中国，使居统治地位的土大夫阶层的傲慢和自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大规模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入侵。中日战争以后的几年中，这种入侵在各个领域都达到很大的规模，使中国的生存似乎都受到威胁。结果，愈来愈多的中国领导人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大的变革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变革不能仅限于军事和经济方面。此外，西方在渗透过程中创造了有利于变革的力量和条件。
  外国商业扩大到中国内地，促进了中国商人阶级的发展，他们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品的销售。早在1869年，英国一位官员说道："由于在语言上占优势、拥有市场、开支较低，中国人几乎垄断了商业经营。"后来，中国制造商开始建造火柴厂、面粉厂、纱厂和纺丝厂。这些新的经济领导人往往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喜欢欧洲的统治，因为这种统治授与外国商业竞争者以特权。但他们也不太喜欢北京反动的帝国朝廷，因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国人，也不去了解现代经济的性质和需要。因此，这些中国商人认为无需忠于北京的满族政权，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认为无需忠于德里的莫卧儿政权一样。结果，正是他们提供了促进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这一运动在动世纪初发展起来。第一次排外运动由沿海城市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发在这些城市里，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这一危险形势也影响了居统治地位的士大夫，不过他们是被迫倾向于改良而非倾向于革命。他们由于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传统范围内的改革。"他们仍然认为，改革中国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满足现代的需要。这种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进的广东学者康有为（1858-1927年），他以其论著《孔子改制考》而震惊同僚。这部反传统观念的著作将孔子描写成人民权利而不是帝国权力的维护者。康有为的一位弟子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激进观点：
  一般说来，当帝国的权力来自一个人时，它便软弱；而当它来自千百万人民时则强大。……如果学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关心民族的危难，那么，这样的人民将是聪明的，否则是愚昧的。因此，如果我们不依靠人民的权威，就不可能变精神涣散为精诚团结、变无知为智慧。
  这种拥护人民权利、提倡人民参政的主张对中国来说是新东西。以柱，西方的民主和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显然一向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国强调的是家庭；就更广泛的忠诚而言，它采取"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形式。所谓文化主义，指的是要对本土文化传统有息息相关之感，中国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付外国野蛮行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中国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沉缅于这一传统，其中许多人仍公开宣称，"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其生活方式改变"。但是，与这一传统的文化主义的保守政策相反，维新派领导人这时则肯定西方的革命观念。"什么是民族主义呢？"一位改革者问道。"民族主义就是：在所有地方，同一种族、同一语言、同一信仰、同一习俗的人民互相之间都视为兄弟，并为独立和自治而努力，建立一个为公众谋福利、反对其他种族侵犯的更为完善的政府。……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提倡民族主义的话，那么，除通过人民的革新以外决无别的办法。"
  五、政治影响
  1895年中国败给日本人之后，维新派代言人便找到了发言的机会。他们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倾听他们的意见；光绪皇帝暂且摆脱了皇太后慈禧的影响。慈禧自1860年以来一直决定着中国的政策，但现在，维新派已将皇帝争取到他们那一边。皇帝对他们的口头和书面奏章印象极深，1898年夏颁发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法令；那段日子称为"百日维新"。这些法令将使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方面能得到基本的改革。许多闲职将被取消；地方政府将更加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新学校将传播欧洲的学风西方式的生产方法将受到鼓励，国家将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由应征入伍者组成的军队。
  但是，这些措施始终停留在纸上。维新派缺乏经验，他们的法令只得让内心极不赞成的保守官僚去贯彻。维新派确信，不除掉反对派领导人，他们的计划必将失败，因此，他们密谋策划，企图除掉皇太后和她周围的顽固分子。但是，皇太后却先行一步，她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了不幸的皇帝。然后宣布由她自己摄政，废除所有的改革法令，杀害了六位维新派领导人。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保守派获得了所有的权力。他们积极、热忱地引导社会和政治上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排外的秘密团体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统治者的鼓动下，组织了地方民兵以反对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义和团因得到官方的默许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华北的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人被杀。当欧洲海军分遣队开始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便向所有的外国人宣战，并且包围了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但几个月内，八国联军救出了公使馆人员，帝国朝廷逃离首都。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其条款包括进一步承认商业特许权和赔款33，300万美元。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国现代化是无效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进行革命；1911年爆发了这一革命，它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以共和政体来取代。
  革命派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中山博士（1866-1925年）。同前著名的维新派领导人相比，孙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文人，事实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并不少于他所受到的中国教育，因此，他在传统经典著作方面的知识很不牢固。孙中山出身于广东三角洲；这里受外国影响的时间长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他13岁时来到在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并在一所英国教会寄宿学校念完了中学。然后，他进了香港女王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获得医学学位。因此，孙中山受到的是良好的、科学的教育，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一点获得财富和地位；但他却同穷人在一起，总是为穷人的福利牵肠挂肚。"我是一个苦力，一个苦力的儿子"，有一次他这样宣称。"我出身贫穷，现在仍是个穷人。我始终同情那些为生计而挣扎的民众。"
  孙中山怀着这种感情，不久便离开了自己的职业。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这一点使他确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已腐败透顶，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因此，他开始了一个革命者的生涯，首先去日本，然后去美国，后来又去了伦敦。在伦敦的街上他遭绑架，被送往中国公使馆；在那里关了12天。不过，他与詹姆斯·康德黎取得了联系；后者过去在香港西医书院曾是他的老师，现在住在伦敦中国公使馆附近。康德黎立刻告诉英国当局。使他获释。这无疑是救了孙中山的命，因为中国公使馆官员打算把他偷偷送回中国；而在中国他肯定是要被处决的。
  获释后，孙中山前往欧洲大陆，花了几年时间研究社会和政治制度。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在思想上明显地成为共和主义者。他过去一直是一位革命者，希望推翻满清王朝。但以往他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一向局限在培养有能力的人员和实行技术改进方面。这时他决定，革命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1905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提倡通过"国民"选举，建立共和政府，同时还提倡将土地分给农民。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从未有人将土地分配问题作为自强或改革的一个合理的组成部分提出来。原因在于，没有人曾认真地考虑过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方面进行一场根本革命。孙之前，没有人提出过农民大众可以转变成有文化、有财产、政治上积极的公民这样的见解。
  孙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的中国商人和洗衣工人的支持。在国内，只有少数学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广大民众仍无知、冷漠。当1911年革命到来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些省份的地主绅士和商业界的事；这些地主绅士和商业界人士反对满清政权为将铁路建筑收归国有而作的为时已晚的努力。这些地方领导人煽动罢工和暴乱，他们表面上以国有化将导致外国控制为理由，而实际上是害怕国有化将排除他们获利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革命者利用了这种不满，并在学生和士兵中做了有效的工作。在广东，小规模的革命党人起义虽遭镇压，可是在汉口，1911年10月10日，革命者的一家炸弹制造厂的意外爆炸，导致了附近帝国军队的兵变。尽管缺乏配合，革命运动仍迅速传遍全国。这时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并于1911年12月30日被临时革命议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显然，这一推翻满族统治的运动所体现的远不仅仅是孙中山所提供的革命领导。因此，即使孙中山是名义上的领导人，但却未能控制全国。实际权力在一位能干的、野心勃勃的帝国官员袁世凯（1859－1916年）手中，他统率着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孙中山不愿意冒必将招致外国干涉的内战的危险，于1912年2月将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后者则同意与国会和责任内阁一道工作。然而，这一安排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政体取代被推翻的满族政权的问题。袁世凯十分赞赏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管理方法，但不赞成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由人民代表监督行政部门这种制度；他认为，这与中国的传统相反，无疑也与他的个人野心相悖。
  这件事立刻引起争端。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袁世凯为将他的追随者组织起来而成立了进步党。1913年4月选举国会时，国民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但这一挫折对袁世凯的限制并不太大，因为他有军队、官僚和外国列强的支持。事实上，最后的较量集中在2，500万英镑这笔贷款上；这笔钱是袁世凯从五个列强那里借来的。由于意识到袁世凯可能将其中一部分钱用来加强他对政府的控制，国民党领导人曾警告各国政府：我国宪法规定各种贷款须经国会批准；由于国会永远不会批准这种特殊的贷款，因此它将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各列强宁愿支持独裁者袁世凯，正如他们早些年支持满清王朝一样。于是，袁世凯得到了这笔钱，而且如国民党所担心的那样，他将这笔钱用于巩固他的地位。他这时采取的措施包括暗杀国民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这些措施致使孙中山于1913年夏举行武装起义。但起义尚不成熟，结果被袁世凯轻易地镇压下去。
  孙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一起流亡日本，袁世凯则在为实现自封为皇帝这一不可告人的野心做准备。1913年10月，他使自己当选为永久性大总统；然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为了不遭到反对，他策划了要求他履行对国家的职责、当皇帝的"自发的"请愿。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接受皇帝的称号。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
  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结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样。1915年12月，云南爆发了起义，并迅速蔓延开来。袁世凯发现，首先有必要推迟称帝的时间；1916年3月，他终于放弃了恢复君主制的野心。同年6月，袁世凯在耻辱和痛苦中死去。他死后。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1926年以前，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
  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
  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六、闭关自守的日本
  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几个因素可解释中国和日本对西方的挑战所作的不同反应。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它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佩里的舰队在能看得见首都江户的地方航行；几星期内，全日本便都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相反，面积辽阔、人口稠密的中国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或不受西方的影响，反而充当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贮藏地。此外，由于日本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19世纪在同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挑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因此，同中国帝国的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扩大了它的势力。日本军人在社会的最高层，而不象中国军人那样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总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多元化的体制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国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对这一入侵作出反应。
  尽管有这些基本差别，日本却同中国一样，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不错，16世纪日本人曾欢迎过葡萄牙人，而且许多人还皈依了基督教（见第四章第八节）。但德川幕府发觉，西方的宗教和贸易是一股威胁他们的权力、使人不安的力量。为此，他们逐一地断绝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到17世纪中叶时，唯一保留的是和少数荷兰商人的接胁他们被限制在九州岛上经商，甚至受到了最为严厉、最为屈辱性的控制。
  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德川幕府治下的长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实力增强。人口从1600年的1，8o0万猛增到1725年的2，600万。城市不均衡地发展21700年，江户人口接近100万，大皈和京都的人口各达到30万。人口的剧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励商人和富农将剩余资本投于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而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似乎某些地区的这一工业发展已达到了创办工厂的水平.以可利用的原料和地方技术为基础的地区专业化开始普遍起来，因此，某些地区以其漆器、陶器、组织品或米酒而闻名。
  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这种交换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最初是从中国和朝鲜引进的，但在17世纪，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币制造厂。贵族开始靠经纪人把他们的稻米变成货币，依靠商人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在这些交易中，由于商人通过垄断操纵了价格，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飞涨，贵族失败了。此外，贵族尝到了奢侈生活的甜头，往往在浮华的生活上互相攀比。最终结果是，他们一般都欠商人的债，尽管后者的社会地位远比他们的低。但是后来，商人家族通过通婚或继嗣等手段获得了贵族头衔。这些家族不仅控制了经济，而且支配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文学和艺术。
  应该指出，这些变化不但影响了最高层的贵族，而且影响了武士阶级，因为在这一长久的和平时期，并不那么大量地需要武士的服务。广大农民也因稻米价格下降而损失惨重。他们中的许多人流入城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因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
  因此，日本社会正处于转变之中。它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而这又酿成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在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时达到极很。日本人之所以很乐于在西方的影响下改造他们的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
  19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北太平洋水域的商业活动日益增加，外国对日本的压力也不断加大。从事捕鲸和毛皮贸易的船只需要停靠港口，以获得食物和进行维修，但它们都被拒绝靠岸。相反，日本人常常杀害或虐待那些在其沿海失事的外国船员。到19世纪中叶时，由于采用汽船需要创建煤港，因而使局势更为恶化。最后，美国政府决定采取主动，强迫日本表态。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经商特权、开放装煤港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一星期内佩里的舰队离开日本时警告说，他来年春天来听答复。1854年2月，当他再次来到日本时明确表示，要么签定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择其一。日本人被迫让步，于3月31日签定了《神奈川条约》。条款规定，开放下田和函馆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充给养；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依照这一条约的条款，美国将非常能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派往日本。哈里斯凭借他那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渐渐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6年签定了《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要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国签定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的条约。
  这一系列条约在西方世界并没有引起极大的关注。但对日本来说，它们却是其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几乎长达3个世纪的闭关自守结束了。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
  七、日本的现代化
  西方入侵的主要影响是产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由于签定了那些条约，幕府遭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种来自要求履行条约各条款的外国列强；另一种来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萨摩、长州、服前和土佐四潘即通常所称的萨长集团，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1858至1865年间，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佣者发动了进攻。外国列强对此进行报复，于1863年轰炸了鹿儿岛上的萨摩港，于1864年轰炸了长州沿岸的防御工事。这一行动给氏族首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时，他们丢开排外主义，企图得到西方的武器装备。两年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权力和封地被剥夺，他们的地位为萨长诸氏族所取代；萨长诸氏族从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正是为这些氏族服务的青年武士们，这时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领导，使日本能成功地实行现代化。
  应该指出，这时的日本正象中国一样也已完全沦于西方的控制之下。外国在诸港口建立租界，这些租界利用其治外法权之类的种种特权，按照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市政机构的方式在当地建立起市政机构。由于日本国内纷争四起，这些外国机构都希望日本能象亚洲其他国家一样，迅速沦于西方的统治之下。但是，与中国的文人学土完全不同，日本年轻的新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已在某些领域受到阻碍；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并能够对此做些事情，并且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如果有人指出，即使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几个世纪中，日本领导人也不怕麻烦地去了解欧洲发展的情况，那丝毫不令人奇怪。事实上，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是为了向他们打听外部世界的情况。幕府和诸氏族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持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当时，总的知识水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只是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换句话说，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更具鉴别力，更易产生反应。这一点在下面这段赞扬美国的颂文中得到清楚说明；这篇颂文大约是在中国皇帝傲慢地通和乔治三世国王，说中国不需要西方蛮族的任何东西的同时，由一位日本学者撰写而成的。
  谈到漂亮的建筑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英国相比。在制造精美产品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英国。在荷兰人输入的商品中，没有什么比表更珍贵的了。有些表做得非常精致，以致于要有剖开头发的本领方可制作。伦敦被认为是世界上将这种工艺品制作得最好的地方，其次是法国的巴黎，再就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实际上，在这三个首都中生活的人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他们是最高明的人。……这三座城市的人民尽管同其他人一样都是凡人，却如此出类拔萃，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上述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于中国人。这种差别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当时的英国官员埃尔金伯爵在以下这段值得注意的话中对这种差别作了描述：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习惯和感觉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别，这一差别无疑有这样一个结果：在中国人不断后退，并很可能会继续后退到帝国彻底崩溃时，日本人即使不实际处于逐渐进步的状态之中，也处在从即将洒向他们的一片强光中得益的状态之中，处在利用那些中国人不屑一顾、而日本人在开始更加了解我们对多半不但能够采纳并急于采纳的进步和发明的状态之中。
  埃尔金伯爵的预言的正确性很快得到证实。1868年，天皇颁布了一篇警文（即"五条誓文"），其目的在于平息全国骚乱，阐明新政权的目标。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两大点："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事实上，西方思想和西方物品在19世纪70年代已大为流行起来。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炫耀手表和钻石戒指等现象开始风靡一时。1878年创作的一首儿歌是这种观念的最好说明。据g.b.桑塞姆说，"这首儿歌叫作'文明球歌'，创作它的目的是要使青年人深深感到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拍球时，他们通过背诵被认为最值得采纳的10种东西的名字即气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和轮船来计算球弹跳的次数。"
  日本新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地奉承所有西方东西的做法。他们并不对西方文明本身感兴趣，而仅仅对其中增强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组成成分感兴趣。在闭关自守时期（当印度的拉姆·莫汉·罗伊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方面与孔多塞相一致时），日本人已了解欧洲人在数学、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但没有注意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同样，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国家。
  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它颁布法令，实施义务初等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既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1890年颁布的教育诏书告诫所有学生，"要勇敢地献身于国家；以此来保卫和维持我们的与天地同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摹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明治领导人预见到，这些新军队需要现代化经济为它们提供军需品。因此，他们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来确保所需工业的建立。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他们首先致力于金融机构、商品交易所、航运公司，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建设。政府领导人不仅注意支持轻工业如纺织工业，而且注意支持重工业如采矿业、钢铁工业和造船业，因为后者是提供军需品所必不可少的。这些企业建成后，政府通常以极低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各种享有特权的私人行业。少数富贵人家，即通常所称的财阀，正是以这种方式扼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可以补充说一下，这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是从农业中获得的。日本人通过引进良种、改进土地使用方法、扩大排灌面积，以较低的成本使农业产量显著提高。1878年至1892年间，耕地面积憎加了7%，产量增加了21%，人口增加了15%。由此产生的农业剩余产品被税收吸走了，而这些税收则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
  日本人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西方人到来时，日本的法律制度正处于使西方人对治外法权的要求至少是可理解的这样一种状态中。法律混乱而又苛刻，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专横且独掌大权，监狱的条件令人恶心。1871年，日本成立了司法部，随后几年来用了新的法规，并将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区分开来。
  与此同时，日本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以便至少为自己提供议会制政体这种装饰品。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按正式仪式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这一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使有权制止这些权利。大体上说，这一宪法里从德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远多于从法国或英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其原因在于：日本同德国一样，当时正处于巩固阶段，因而对增强国家实力比对保护公民自由更感兴趣。因此，这一宪法只为日本提供了议会制的门面，同时却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天是崇拜。的确，宪法第一条规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和管辖，"同样第三条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于采用这一宪法和实行法律上的改革，日本人能够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在文明的国际礼让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再需要治外法权，不再允许对其主权的其他侵犯。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对中国帝国的惊人的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
  八、日本的扩张
  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和争夺地盘的地区。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一位文职官员表达了如下这一观点："这就象乘坐三等火车一样；最初这里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当更多的旅客拥进来后，这里就没有位子给他们坐了。假如你在肩肩相擦、用双臂支撑自己时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位置。……必然的逻辑要求人们既要站稳脚跟，又要将双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空间；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占据这块空间。"
  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扩张主义运动。尤其是与中国相对照，日本政府起初对保护朝鲜的自主感兴趣。如本章前面所述，这一政策导致了1894年挑起中日战争的武装冲突。战事的进程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中国军队虽英勇作战，但却无力对付一架现代化的军事机器。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过，辽东半岛由于法国、俄国和德国的坚决要求而不得不归还给中国。如果注意到，在和平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使节伊藤博文之间曾有过以下谈话，那是会有启发的。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李鸿章）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资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着远为强劲的对手——俄国。俄国不仅同法国和德国一起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而且这时还侵占了朝鲜和满洲。中日战争期间，朝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接受日本人的指导和资本。战争刚一结束，日本驻朝使节便开始了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将日本官员安插在各主要的位置上。但是，领导保守派的朝鲜皇后却与日本使节对抗。结果，后者组织了一次反叛，谋杀了皇后，但这次政变是短命的。皇帝这时已转向俄国，用俄国人取代日本顾问，并授与俄国一家公司以伐木权。
  俄国人在朝鲜取代日本人的同时，又在满洲获得了种种特许权。我们前面已提到，1896年的"中俄密约"允许俄国敷设一条穿越满洲、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见第十三章第三节）。我们还提到，1898年，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的期限25年的租借权；两年后，即义和团运动期间，又占领了整个满洲。俄国的这些进展在东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赞成以平分战利品为基础设法与俄国保持一致。另一些人则宁愿与英国联盟，因为日本同这个国家几乎具有共同的目标。如果有这样一种联盟撑腰，日本便能顶住俄国的扩张主义。
  于是，试探者被同时派往英国和俄国的首都，很快便十分清楚，圣彼得堡难以对付而伦敦就易于为人所接受。对英国人来说，古老的、显赫一时的孤立政策这时已失去它的光辉。由于面临蓬勃兴起的德国和好战的俄国的挑战，他们欢迎在远东有一个能牵制俄国的盟友。1902年1月30日，英、日缔结盟约，它规定中国和朝鲜独立，承认英国在华中、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日、英任何一方若对第三国作战，另一方应守中立；但如果有别国介入，那么，另一方则应援助它的同盟国。由于俄国和法国已结盟八年，因此，英、日同盟显然是为了防止法国在战时援助俄国。
  这时，日本已能够迫使俄国作出决定。1903年年中，日本提出，如果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的话，日本就承认俄国在满洲的地位。谈判因自负的俄国人采取拖延和回避的做法而耽搁下来。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俄国人毫无诚意谈判，于是，于1904年2月6日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两天后，未经宣战和下最后通谋，日本人就袭击了俄国在辽东半岛旅顺港的基地。
  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人赢得了对俄国人的胜利，这一胜利甚至比10年前他们对中国人的胜利更出人意外。根据《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半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着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这种觉醒今日正震撼着整个世界。
  第十七章　非洲
  不论怎样，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复返；白人必须面对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新形势。
  简·克里斯琴·斯穆茨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迟于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之前，欧洲列强就已将它们的统治加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法国分别于1830年和1881年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则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见第十四章第三节）。欧洲人向南入侵的时间通常较晚，其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那种与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相比颇为优势的组织和颇为有力的抵抗（见第五章第一节）。另外，与墨西哥和秘鲁拥有金银的情况不同，这里缺乏诱使欧洲人进入内地的可利用的财富。因而，19世纪末叶以前，除某些沿海地区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不过，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欧洲列强却追回了失去的时间，实际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到1914年时，非洲诸民族在许多方面已受到欧洲人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亚洲人所受到的影响还要大不过，内地的许多村民仍过着基本上未受到欧洲侵略者影响的生活。
  一、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来说，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无需进入内地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尽管奴隶贸易站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奴隶贸易还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贸易始于1442年，当时，航海家亨利王子的两位船长将12个非洲奴隶带到了里斯本。的确，奴隶制这时在非洲已是一个固定而又普遍存在的制度。战俘被迫成为奴隶，债务人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沦为奴隶。但是，这些奴隶通常被当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他们的身份也不一定世袭。但在欧洲，奴隶制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经济性质的，所以，古典时代，奴隶们被迫在矿井里一直劳动到死。当欧洲人开始大规模投入非洲的奴隶贸易对，种族主义又加强了这种非人格性。也许是出于潜意识的掩饰，他们渐渐地开始鄙视黑人，认为他们是天生低劣的野蛮人，因而命中注定要为他们的白人主子效劳。潜意识的掩饰可能还体现在欧洲人用了教为奴隶贸易所作的辩护中。他们认为，奴役确保了非洲异教徒不仅向文明而且向真正信仰的转变。当时有位观察者在以下这段话中谈到了葡萄牙的奴隶制胜过非洲的自由，这段话是颇有代表　性的。
  从此，他们的命运与过去完全相反；因为以前他们生活在灵魂和肉体的地狱中；就他们的灵魂而言，他们仍是异教徒，没有明确、光明的神圣信仰；至于他们的肉体，因为他们象畜兽一样生活，所以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所具有的习惯——他们不知道面包和酒，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而且，比这些更糟的是，由于他们的极度无知，他们不懂得美德，只知道寡畜兽一样懒惰地生活。
  葡萄牙人以这种自鸣得意的精神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用船运回本国。奴隶数目非常之大，异族通婚又相当自由，致使葡萄牙某些地方的种族成分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这只是奴隶贸易的新的重大阶段的一个小小序幕；该阶段始于151o年，当时向新大陆运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隶。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因为南北美洲，尤其是甘蔗种植园，迫切需要劳力。奴隶市场几乎不受限制，其他几个国家也卷入了这一奴隶贸易，以便分享厚利。控制奴隶贸易16世纪时是葡萄牙，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是荷兰，18世纪时则是英国。大约40个欧洲要塞分布在西非沿岸；它们用来防御敌对的贸易国，用来关押等着运过大西洋的奴隶。
  奴隶贩子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有：盐、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然后将这些货物换成由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到沿海地区的奴隶。再把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装进条件恶劣的船舱，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在目的地新大陆。这些奴隶不是当即被全部出售就是被圈起来零售。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满载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返回本国。
  由于贸易风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时间短。然而，在这一航行中，奴隶的平均死亡率从10%至55%不等，它取决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的出现次数和奴隶待遇的好环。奴隶的待遇几乎都一样：难以忍受的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和少得可怜的食物。饮食标准为每24小时供一次玉米和水。如果奴隶绝食，就会遭到鞭打；若鞭打不奏效，就用通红的烙铁强迫他们进食。由于奴隶通常处在肮脏的环境中，因此，当流行病爆发时，为了防止疾病传播，生病的奴隶便被抛进海里淹死。奴隶不愿忍受痛苦而跳海的事情屡屡发生。的确，这种事在当时非常普遍，因此，不得不在甲板的周围装上网，以防自杀。这说明，为了防止奴隶死亡和船上的奴隶暴动，贩奴船都采取了安全措施。
  在此之前，即从内陆到沿海的行进中，奴隶的死亡率还要高。突击队为寻找强壮的青年男女而掠夺村庄、拆散家庭。俘虏们被迫从早到晚在酷热和大雨中赶路；他们穿过茂密的丛林或干燥的平原，忍受着使人不得安宁的昆虫叮咬的痛苦。如果他们精疲力尽，走路踉踉跄跄，就会遭到毒打，如果他们实在走不动，就会被一刀杀死或一棍子打死。到达沿海地区的幸存者则象牛一样一丝不挂地被赶进市场。然后，他们又被烙上公司或买主的名字，赶进要塞，等待着运过大西洋去。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向美洲种植园提供的奴隶约为1000万名，但非洲损失的人口据估计有3500万到4000万人（见第九章第三节，关于对非洲的全面影响的部分）。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全然不顾，继续买卖非洲人达四个世纪之久。由于这样做能获得巨额利润，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换得20到30英镑。当人们要一位酋长停止这种贸易时，他说："什么！猫能停止抓老鼠吗？哪个猫不愿嘴里叼着老鼠死去？我要嘴里叼着奴隶死。"非洲经纪人曾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他们也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建设。但不管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如何，非洲大地上确发生过反对欧洲人的暴动。
  同样，南北非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18世纪在英国议会席位中拥有一个重要集团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另外，欧洲诸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织者还是国内各种酒商和产品制造商，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据估计，英国一年运往非洲的产品价值100万英镑，而欧洲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也运去了同等数量的产品。这一支出所得的利润非常大，因此，18世纪，象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主要是依靠这一交易繁荣起来的。人们建造了很多酒厂，为贩奴船提供酒。英国的毛织品以及后来的棉纺品也大量运往非洲。冶金工业提供了镣铐、锁、铁条和各类枪支。造船厂也忙于奴隶贸易，18世纪末，仅英国就有2o0多艘船从事这种贸易。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确地评论道："利益能给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隔膜，即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
  奴隶贸易的拥护者除了用经济上的论点外，还用军事上的论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卷入这一贸易的许多船只不仅养活了造船厂，而且为成千上万的水手提供了工作。因此，人们坚持认为任何带头废除奴隶制的国家都将削弱自己，使之不能成为一个海军强国。有些人如替塞缪尔·约翰逊作传的苏格兰著名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韦尔也为奴隶制作种种掩饰、进行辩护。他写道："废除一种古往今来上帝已承认、许多人一直在继续的状况，不仅是对我们无数同胞的劫夺，而且是对非洲野蛮人的一种极端的残忍，因为那种状况将后者中的一部分人从残杀中拯救出来，并将他们引入较为幸福的生活之中。"
  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应付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从事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工业革命的进步援助了这些废奴主义者；它正在使奴隶制过时。因为不断进步的技术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事实上，废奴主义者争辩说奴隶贸易已无效，因而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合法"贸易。
  1807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标志着废奴主奖者的首次成功；它规定英国船只不得参与奴隶贸易，并禁止向英国殖民地运送奴隶。1833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上彻底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镑赔偿费的法令。英国政府进而说服欧洲其他国家以它为榜样，允许英国军舰捕捉挂别国国旗的贩奴船。有一个时期，英国动用了海军四分之一的力量，即56艘船只、9000名水兵，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逻。20年中，这些巡逻船俘获了1000名奴隶贩子，并释放了他们的奴隶。不用说，仍有许多奴隶贩子为正在南北美洲等待着他们的财富所诱惑，继续滑过这一封锁。直到新大陆各国逐渐废除奴隶制时——海地、美国和巴西分别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废除奴隶制，古巴大约也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此后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相继废除奴隶制——这种封锁才有可能获得彻底成功。
  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被取缔时，在中非和东非，阿拉伯人仍在继续这一贸易。远在欧洲人出现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开始从事这一贸易，而整个19世纪中，甚至在进入2o世纪以后，他们还在进行这一贸易。被俘的奴隶或被迫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北非市场，或被带到东非沿岸的港口，再由船运往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这一贸易比西非沿岸的贸易更难禁止。尽管英国海军在红海和印度洋上巡逻，但这一贸易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使在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偏僻地区可能还存在着奴隶制；奴隶买卖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中。
  二、非洲探险
  废奴运动直接促成了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废奴主义者希望进入许多奴隶被俘的内地，取消奴隶贸易，并试图发展起"合法的"即正规的贸易，以取代奴隶贸易。与此同时，由于对地理学的科学爱好日益增长，欧洲人极其渴望了解未经勘探过的地区。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19世纪许多非凡的、引人注目的探险家来到非洲。
  对非洲大陆进行系统的探险是始于1788年"非洲协会"成立时。这一协会以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的事业，探测神秘的地理环境，查明资源，改善这块招致不幸的大陆的条件。"协会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尼日尔河问题上。到当时为止，这条河仅是个名字。甚至在欧洲人的奴隶贸易开始之前，还流传着许多谣言，说有些传说中的城市就坐落在一条称为尼日尔河的大河两岸。没有人知道这条河发源于何处，流向何方。为了解开这个谜，1795年，协会派苏格兰医生芝戈·帕克去探险。在忍受酷热、疾病、囚禁和饥饿之后，他成功地到达了尼日尔河，但是，病魔又迫使他返回海滨，未能沿河而下到达河口地1805年，帕克率领一支相当大的探险队再次去尼日尔河探险，但是，他的大多数伙伴甚至在到达尼日尔河之前就死于途中。这一时期探险者的精神在帕克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反映：
  很遗憾，离开冈比亚时十分健康的45个欧洲人，现在只剩下5个还活着，即3个士兵（其中一个人已精神错乱）、海军上尉马丁和我自己。……我亲爱的朋友安德森先生和斯科特先生都已死了，但是，即使和我一起的所有欧洲人都死去，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实现这次旅行的目的，我至少也要死在尼日尔河上。
  帕克的确死在尼日尔河上，同他18岁的、出来寻找父亲的儿子一样。其他许多人也曾试图解开尼日尔河的秘密，直到最后，理查德·兰德沿尼日尔河而下于1830年到达该河河口处。这时，兰德证明，长期以来被欧洲人视为棕榈油和奴隶发源地的所谓的"棕榈河"由尼日尔河三角洲构成。19世纪50年代，海因里奇·巴尔特医生进一步对西非进行了最为全面的探险、这位非凡的日耳曼人访问了苏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然后穿过撒哈拉沙漠，于1855年返回英国。巴尔特的旅行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他对其旅行所作的描述也同样出色，因为他全面介绍了他所访问过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和民族。
  对尼日尔河上游的一次损失惨重的商业性探险证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们将兴趣转到了东非。尼罗河的源头问题乃东非的重大问题。敌对的当地人、巨大的沼泽地和无数的急流使所有过尼罗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的企图成为泡影。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赖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伯赖生病后斯皮克又向前推进20英里，发现了维多利亚湖。在第二次旅行中（186o－1863年），斯皮克看到了从维多利亚湖的里彭瀑布倾泻而下的白尼罗河，然后顺这条大河而下，到达喀土穆，继而又穿过埃及进抵地中海。
  伟大的戴维·利文斯敦的形象远远高出其他所有的探险者。最初，他为去中国当懂医术的传教士进行学习，但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转向非洲，他在开普敦登陆后取道北上。1849年，利文斯敦渡过卡拉哈里河，看到了位于前方的开展传教事业的大好场所。他发现了恩加米湖；在那里他听说，前面那个国家人口稠密、水源充足，与他刚刚穿过的沙漠完全不同。1852年，利文斯敦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他首先到达大西洋，接着返身横穿非洲大陆，于1856年到达印度洋。然后，他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促使整个西方世界关注非洲的历史性演讲。
  1857至1863年间，利文斯敦率领一支探险队考察了赞比西河地区；1866年，他又启程去解决有关尼罗河源头的各种问题。他消失在非洲的丛林中之后，整整五年未向外界传递出消息。最后，《纽约先驱报》派外国著名记者亨利·m·斯坦利去寻找利文斯敦。1871年，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这是非洲探险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尽管这时的利文斯敦虚弱、憔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剩下一把骨头"，但他拒绝同斯坦利一起回国。相反，他仍继续探险，直到1873年5月1日他的随从发现他以祈祷的姿势死于他的小屋旁为止。
  利文斯敦的品格和一生深深地感动了斯坦利，使他回到非洲，去解决"这位好医生"留下的一些问题。他发现，利文斯敦认为流入尼罗河的卢阿拉巴河其实是刚果河的河源，刚果河向西流进了大西洋。1877年11月26日，在离开桑给巴尔正好999天之后，斯坦利到达了位于西海岸的博马。这样，非洲四条大河中的最后一条终于也被人们从源头到出口探索了一遍。
  两年后，即1879年，斯坦利再次来到刚果河畔，但这次他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探险者来到这里的。这时，去非洲探险的时代已让位于瓜分非洲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