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 第9节
一、雅利安人的影响
雅和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有大片草地供放牧牲畜的多雨地带。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史诗《梨俱吠陀》中，旁遮普的河流经常给提到，而恒河仅被提到过一次。不过，渐渐地雅利安人开始扩散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的扩张最初很缓慢，因为手头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铜斧和铜斧。但是，约公元前800年时，铁得到采用，扩张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这时，主要活动由畜牧业改为农业。此外，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也使栽稻成为可能。在旁遮普，栽稻比种小麦和大麦时的产量要高很多。因而，人口密度的中心从西北部转向东部，东部成为最初的强大王国的所在地。
从畜牧业转向农业，促进了建立新村庄所必需的各种行业，如木工业、冶金业、纺织业和制革业等。随着以河流充当运输剩余粮食的天然交通干线，农业也促进了贸易。贸易刚开始时，通常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母牛为大笔交易中的价值单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铸币出现时，最早的度量衡恰恰正是雅利安印度文明之前所实行的度量衡。城市由原为贸易重地或专营某些行业的村庄发展而来。
经济发展转过来又促进政治上的合并。原先，印度雅利安人象他们西方的亲族那样，由得到长者议会和部落大会帮助的部落首领组织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恒河平原的部落让位于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让位于共和国。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的商队路线上，又控制铁矿丰富地区，故很快强盛起来，超越其他国家。摩揭陀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形成时的基地。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孔雀王朝最初两个皇帝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说的一段名言。他说："宝库建立在开矿的基础上，军队建立在宝库的基础上，拥有军队和宝库的人可以征服整个地球。"
公元前4世纪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有条不紊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王朝。他们开筑沟渠，织组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难阳王们现被说成是印度最早帝国的创造者。事实上，他们虽然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实际建成第一个帝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险家，他于公元前321年夺取难陀王位，进而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国。
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相平行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种种限制，如世袭职业、限于同一等级内通婚的规定、宴请同伴时的禁忌，等等。但是，到公元前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起作用。关于种性等级制度的起源，虽然现已提出许多种理论，但普遍同意，肤色是一个基本因素。其实，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当地黑土著在肤色上的差别，称土著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故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从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签上（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而且，雅利安移民还同采纳雅利安诺言和习俗的土著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成为刹帝利。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地位有所提高。为了切合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在这四大划分内，现已成长起令人迷惑的各式各样的种姓。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特的职业，所以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会种姓。另一特征是有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的复杂的规定和限制中。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履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在这一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可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沾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捕鱼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转而导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材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进入后者的视线。因此，直到最近几十年，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就必须敲打一对拍板，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
贱民们今天还进一步遭受心理上的伤残，这种伤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贱民们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
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结合，使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应该指出，种姓制度还有关于相互帮助的种种规定，使一个人只要遵守其规定便可获得安全。所以，种姓制度现在仍是印度社会钢铁般的框架。虽然它现已受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并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坏，但它实际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发挥作用。
二、改革与反改革
以法、因果报应和再生为基本原则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的组成部分。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罗为雷和战争之神，阿耆尼为火神，苏摩为神圣的令人致醉的苏摩液之神。这些自然之神对畜牧者是很适合的，但是，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新的神。因而，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新神，尤其是湿婆，与在印度河流域的遗址中的发现物惊人地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园为那时，雅利安人自然会占用当地古代农业文明在数千年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些宗教思想和习俗。
与这些新的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主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这一变革可能也是来自雅利安人之前的宗教传统。婆罗门在某些地区与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领导人发生交往，在交往中，大概学会了后者的巫术和习俗；那时留下的一些遗迹也显示了祭士集团统制一切的浓烈气氛。不管在遥远过去的历史原型是什么，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献祭时被大声朗诵。它们通过口头代代相传而留传下来，由于它们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作为这一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送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分，宣称并实施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随着时间的流逝，婆罗门甚至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在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的一些散文手册《梵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是不成熟的思索与支持祭士种种权利的精明方案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个较世俗的水平上，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而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世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巴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忠实地奉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它们也许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卑微，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什么个人作决断的机会了。
婆罗门的种种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另一因素是上文提到过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它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最后，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他们对祭士居支配地位很不满。现在一般认为，佛陀所属的尼泊尔山区的释迦部落属于蒙古种族。这些因素相结合，促成了那些世纪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动乱。对自由的要求提出了——自由是一种比规定的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展了种种训练（瑜伽修习）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修行方法。那种出神或入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发展起许多改革运动。其中只有两个改革运动一直存留到现在，这就是耆那教和佛教。这两个宗教的创立者可能前面已提到过，开始时都是苦行者，后来以较重实际、更有组织的方式向婆罗门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传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并成为一个有制度的组织的，是教主大雄（约公元前540-467年）。他出生于一个非雅利安人的贵族家庭.30岁时，抛弃物质世界，出家为一个赤身裸体的苦行者，漫游12年后得道。他建立的教派的成员称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胜利者）的信徒，耆那是他的称号。耆那教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而且还有"木石和树"，都各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因此，他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的祭士去履行职责时，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虫。虔诚的耆那教教徒还要用布盖住鼻子，以防止小虫吸入鼻孔。今天，大约有1oo万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但是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比其人数所预示的要大得多。杀戒即非暴力主义这一主要教义的提出，应归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这一教义最后为印度教的一般团体所接受。圣雄甘地虽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员，但他受该教教义的影响极深。
耆那教从未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但是佛教则不同，在欧亚中部、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古典时代欧亚核心区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见第七章第三节）。就印度而论，佛陀教义的意义在于，它比起耆那教，向印度教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挑战。佛陀不能容纳种姓或婆罗门，而且象后来的新教徒那样，认为圣典也应为俗人所理解。因此，他用恒河平原的方言传教，并避开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
佛教除了在外部世界获得惊人成功外，在印度本土也成为印度教的重要对手达数世纪之久。但是它从未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从公元600年起，渐趋衰落。到12世纪末，也就是穆斯林土耳其人到达之时，它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并处于没落状态。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从其诞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个原出是，它未能为应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机作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对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自己的种种礼仪。这一事实保证他们尽管道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能生存下去。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他们在富于哲理性的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他们自己的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他们教导说，弥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宇宙灵魂和无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个人灵魂——"自我"，是上帝的一为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经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识别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于宗教的人通过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觉世界而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够抛弃世界。
虽然佛教作为一个在从事活动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它的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印度教的反改革所以获得胜利，正因为它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实行自然崇拜、献祭和权力赎罪的原始印度教已为《奥义书》的哲学、杀戒的怜悯以及法的精神戒律和道德戒律所改变。
三、孔雀帝国
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一个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如本章前面所述，当雅利安人迁居恒河流域时，也就把重心转移到该地区，特别是转移到该地区的摩揭陀王国。当时，西北地区正独自行动，凭借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而与印度其他地区相分离。实际上，约公元前518年时，大流士皇帝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第二十块辖地。
依照希罗多德的看法，这样做是大有好处的。他说："印度人的人数比我们所了解到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所以他们交纳的贡物也超过了别的每一个民族。"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公元前480年，当泽尔士入侵希腊时，他的军队里还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铁头竹箭"的印度人。希罗多德的这些叙述很有意义，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仅仅根据外国入侵和外国人留下的历史报道，我们今天就可以掌握到有关印度早期历史的真实具体的资料。可以理解，一个把整个物质世界看作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文明，对如时间和地点一类细枝末节是不会感兴趣的。印度历史关心的仅仅是能否使印度哲学中的永恒真理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因而，在现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印度原始资料中，历史、神话和想象思是难分难离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较注重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外国来客留下的叙述也就显得分外重要。
波斯人入侵之后，历史的迷雾又降临了，直到二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到来之时。亚历山大的入侵与其说是一次正式的侵略，不如说是一场袭击。他在印度仅待了两年，而且在他去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旁遮普的希腊政权就完全消失了。在当时的印度文献中，迄今未发现有任何提及亚历山大之处。不过，他发动的战争确实对印度后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亚历山大的同伴们留下的有关印度的印象记。当属最不重要的。不幸的是，这些东西也全未存留下来，只有其中的部分见闻通过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著作支离破碎地流传下来。这些东西描述了港口、买卖的商品、城市的外观、土著的服装以及诸如一夫多妻、种姓法规和死人火葬一类奇风异俗.但是，这些注重事实的报道也用讲故事的形式说些离奇的事来增添趣味，说什么有身高十呎、肩宽六呎的人，靠蒸气维持生命的无嘴人，下铜球的雨，恒河里长300呎的蛇形鱼，等等。
亚历山大的陆海军在开辟或增加陆海商路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较有实效的。它使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然后通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东西向贸易迅速发展。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也为这一贸易作出巨大贡献。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国家促进这一贸易达二百年之久。
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国。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因而连塞琉古作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之一而当上中东的国王，并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的印度地区时，旃陀罗笈多毫不费力地击退了希腊军队。
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04年，塞琉古被迫媾和，把印度地区让与孔雀皇帝，并将一位希腊公主嫁给他。作为回报，塞琉古得到500头象，他利用这些象，成功地击退了他在希腊化世界中的对手。塞琉古与孔雀皇帝之间的媾和标志着孔雀帝国已作为当时的一大强国立足于世。有一位名叫麦加斯梯尼的希腊使节曾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住过好几年，他的观察报告虽然现在只能以第二手的形式得到，却是些很有价值的资料。旃陀罗笈多的儿子频头沙罗（约公元前298-273年）似乎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因而，在后者的统治下，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孔雀帝国的结构和履行的职责已在旃陀笈罗多的私人教师老底利耶所著的《arthashastra》——《政治经济理论》一书中予以阐明。考底利耶是一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献身于"成千上万的国王所拒绝接纳的财富之女神"。他的目的是要将"象不好的母牛那样不结果实"的荒原改变成一个"美好的国家"，他对美好的国家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王国的中心区和边围地区拥有首府和省会……力量强大，足以压服部近地区的国王；没有一片片泥泞的、多岩石的、凹凸不平的荒芜的土地，也没有阴谋家、虎狼之徒、野兽和大片的旷野……拥有肥沃的土地、矿山、树林、成群的大象和牧场……用水不靠下雨……商品丰富多样；能够承担起供养庞大的军队和交纳繁多的赋税的重担；居住的农民都具有乐善好施、积极肯干的品质……这些就是一个美好的国家所应有的优点。
无论如何，这些优点在孔雀帝国可见到一些。养护很好的公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王室信使和行乞的托钵僧往来不绝，车辆众多，使正式的公路法成为必需。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进了贸易，一个海事部专门维护航道和港口。许多寺院的题词证实了向寺院捐款的商会和行会的富有和慷慨。首都华氏城被称为"花城"，以它的公园、公共建筑物、九哩多长的河边地和吸引国内外学生的教育制度而闻名于世。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70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和10000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在《arthashastra》》【政治经济理论】一书中列有18种，常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所说的名言："政治学是惩罚的科学。"
阿育王的统治表明，传统型的帝国统治发生了根本而独特的变化。他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在刻于岩石上的第十三条敕令中这样写道：
15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十万人被杀死，许多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为诸神所爱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现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因为征服一个以前未被征服过的民族，包含着屠杀、死亡和放逐。……即使那些躲过灾难的人也由于他们始终热爱的朋友、熟人、同伴和亲属所遭到的不幸而极度痛苦。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不幸，而这，使国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从此以后，阿育王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他渴望有一个"安全、理智、所有人内心都很平静、温和"的未来。他仿效波斯的统治者，将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专门建造的柱子上。这些敕命与其说是正式法令，不如说是具有国家训诫的性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告诫人们发扬伟的美德——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阿育王与首先考虑国家利益的考底和耶不同，他更关心的是人民。所以，他兴办了许多并不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治疗，大路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并不象现在某些时候所宣称的，是印度的君士坦丁。他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对婆罗门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并帮助各教各派的杰出人士。这不是宗教上的变革，而是一般态度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消灭。
这已成为到现代为止的印度历史的一个模式。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治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这一点所证明的。因而，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统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公元前2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最初是来自希腊人的影响，希腊人在印度被称为雅瓦纳人，在亚历山大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仍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如第七章第三节所述，希腊人发展了犍陀罗艺术，为印度铸币提供模型，而最重要的是，促进了印度与中东间的贸易。接着来的是取代希腊人，并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向南推进的一批批入侵者。被印度人称为帕拉瓦人的帕提亚人，最早发源于里海地区，他们先从塞琉西王朝手中夺取对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然后，从约公元前140年起，一伙伙地渗入印度西北部，迫使希腊人北去，并最后占据了印度河下游地区。
继帕提亚人而来的是西徐亚人，即印度人所称的沙卡人。他们在月氏人的逼迫下离开中亚，于公元前130年前后，制服大夏的希腊人，然后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最后在古吉拉特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与土著居民相混合，形成后来在印度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马拉塔民族。
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贵霜人原是月氏中的一支，他们成功地统一了月氏游牧民族；然后于公元前1世纪时，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在后面一个世纪里，他们将自己的统治向南扩展，可能扩展到远至印度斯坦与德干之间的纳巴达河。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迦腻色迦（他的统治自约公元130至160年）的领导下，他们的帝国包括旁遮普、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恒河上游地区、阿富汗和今中国突厥斯坦的部分地区。这一帝国跨越当时最热闹的几条商路，所以国内诸地区深受印度人、希腊化国家、波斯人的影响，并在较小程度上受到中国人的影响。贵霜铸币现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埃塞俄比亚、罗马各行省以及亚洲诸国家中被发掘出。这些铸币上都刻有希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所倡奉的众神中某些神的名字和雕像。迦腻色迦既在他的铸币上雕出佛陀和波斯诸神，同时又毫无偏袒地保护耆那教和婆罗门教。同样，他既采用印度皇帝的称号maheraja（"伟大的国王"），又采用帕提亚人的称号，即梵文中的叫ajatiraja（"王中之王"），还同时采用中国人的称号，也就是梵文中的devaputra（"天子"）。
3世纪时，贵霜帝国渐渐衰微。其直接原因似乎是由于在波斯出现了强盛的萨珊王朝（公元226年）。萨珊王朝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展到阿富汗，这就割断了贵霜人原在中亚的根据地与他们在印度诸行省之间的联系。3世纪末，贵霜帝国土崩瓦解，于是，在恒河流域与波斯边沿地区之间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地带。这就为印度第二个伟大帝国笈多王朝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正象早先与此相似的真空状态曾是孔雀帝国的先导那样。
现在回顾起来，印度与外部世界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这500年间的前所未有的相互影响显然是很突出的。至少，希腊人、帕拉瓦人、萨卡人和贵霜人的帝国都既以印度为根据地，同样也以中亚或中东为根据地。它们都促进了沿着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东、向北到中亚和中国的路线而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这也是一个使罗马商人来到印度南部和西部、使印度商人来到东南亚的对外贸易欣欣向荣的时期（见第七章第二节）。
在文化领域，印度佛教传教士也在这些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以乞讨为生的祭司们可以泰然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诸民族中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为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唯一的报答只是有可能遭到来自上天的惩罚。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并在传播过程中，使一切文化获得大发展（见第七章第三节）。文化的交流决不只是单向的。来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随身带来了希腊、波斯和中亚的种种影响。公元1世纪时，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传入印度。据传说，圣多马于52年前后抵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在那里他建立了许多教堂。然后从那里经陆路旅行到东海岸，不过到东海岸后，他的布道遭到强烈反对，并于68年在马德拉斯附近被人杀害。但是，他在马拉巴尔地区的工作结下了丰硕成果，那里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团体一直存在至今无。
五、笈多古典时代
公元4世纪时，伟大的笈多时代——个前几个世纪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种文化潮流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开始了。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国或奥古斯都时代相比。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这一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贵霜帝国溃灭，开始再一次将势力扩张到由贵需帝国溃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
笈多时代开始于约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登基之时，笈多帝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至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臻于极盛。旃陀罗笈多二世极力扩张，直到将他的帝国从印度河扩展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扩展到纳巴达河为止。这些疆界构成印度斯坦传统的边界线——这是值得强调的一点。在政治上，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包括整个半岛。实际上，当时的南印度在许多方面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一隔为二的有效屏障。南方诸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用语。这样，形成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牢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笈多帝国似乎享有过引人注目的繁荣，而这一繁荣由于旃陀罗笈多二世实行货币改革、采用标准的金币和银币而又得到进一步的促进。当时，无论半岛内的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其贸易量均达到新的高度。没多统治之际，安全的程度也有了提高，这在对外贸易贷款的利息率的降低这一点上反映出来：孔雀时期，贷款的利息率为240%；笈多时期，降为20％。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工业是纺织业。纺织品包括丝绸、平组细布、印花布、亚麻布、毛织物和棉布。这些东西由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被大量生产。其他重要的行业有治金业、制陶业、雕刻业和宝石切割磨光业。
从中国佛教朝圣者的报告判断，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温和。法显曾在401至410年间在印度逗留，周游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礼仪周到的服务和普遍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虽然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乡村是-派安宁、繁荣的景象，不象在孔雀帝国统治时，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骚扰。法显还注意到：
人民众多，都很幸福；他们无需登记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们订下的规章制度；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纳（一部分）收益。如果他们想去，则去；如果他们想留，则留。国王的统治不依靠砍头或（其他）肉刑。罪犯只是被处以罚金，罚金的多少视罪行的轻重程度而定。即使遇上一各企图进行万恶的叛乱活动的人，也只是将他们的右手砍去。国王的警卫人员和随从都有薪水。……市场上没有肉店和卖酒的商人。
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这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从前婆罗门学者使用的颇为陈旧的语言——梵语，现又卷土重来，传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诗歌和散文由于王室的慷慨资助而欣欣向荣。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亚"迦梨陀婆的著作，他把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和抒情诗。18世纪后期，他的七幕剧《沙恭达罗》被译成英语，从此以后，一直受到普遍的喝采，并被搬上外国舞台。将《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这两部史诗的早期改编本虽然在公元前的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但现在已完全失落。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赋予的样式出现的编定本。这些编定本仍是印度文学的经典和印度传统的宝库。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中大量的故事为世世代代作家所采用，书中的哲学诗《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在科学方面，笈多时代的成就也是很杰出的。与希腊人的交往使双方的思想发生有益的交流。公元476年生于华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教导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它围绕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阳年的长度为365.3586805天——这一计算的误差极小。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彘田精通希腊科学，而且极有天赋，他实际上对所有各门自然科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疑，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了"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这-基点可以是任何数；印度人选取10大概是因为他们靠10个手指计数。有了十进制，需要的单数仅为0，1，2，…9。而古代希腊人则不同，对他们来说，888中的每一个8都是不同的。对罗马人来说，888就是dccclxxxviii。若应用这些进位制，要进行乘、除法运算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尽管这些数字具有明显的优点，却长期受到藐视，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而且太易伪造了，因为短短的一划可以把0变成6或者9。直到15世纪后期，印度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现在回顾起来，印度的这一贡献是很突出的，可与轮子、杠杆或字母表这些发明相媲美。
第十章 中国文明
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孔子
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复杂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人一开始都是蒙古种人，他们在向东扩张至太平洋、向南扩张到越南的过程中，同化了那些游收入侵者和较为原始的部落。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国王与臣属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
以上所述的这些历史背景情况，可用来帮助说明本章所要阐述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
一、过渡时期
东周时期（公元前771－256年），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见第六章第四节）。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决定而且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样，是由于铁得到采用。铁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但是，到公元前5世纪和1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标记。
铁发生影响的方式是大家熟悉的。新的、更有效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原先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流域地区大批的排水工程、为长距离施运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灌溉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巨大增长，生产率增长又转过来促进贸易和工业，并最后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在较早时候就已开始使用，通常以贝壳的形式出现。现在又出现了铜币，并日趋广泛地使用于各经济部门。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象过去那样依靠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新的货币贵族，并很快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随着经济商品化，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财产。富有的商人获得了大笔地产，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象过去那样向村社头领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当时还新开垦了不少土地，这些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这一点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源。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其结果是，诸俟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首都的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论述秦朝。
二、哲学家和经典
我们前面论述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思想象，迫使他们重新估价自己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时期的需要。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这里，我们将探讨存在过许多世纪、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几家学派。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黄金时代不仅存在于中国作品中，也在《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和《吠陀》中得到描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与儒教相联系的《五经》。按照通常论述它们的次序，第一部是《易经》，即占卜用书。这部书充满民间流传的预兆和占卜术。例如：
如果一只公羊冲撞树篱，而且回不来或进不去，那么，你要做的事将完全失败。
第二部是《书经》，即历史书。此书由周朝早期的历史文件和演说辞组成，不过其中有些材料据现在所知，是后人伪造的。第三部是《诗经》，即诗集，由约300首诗组成，其中大部分诗始于周朝初期。第四部是《礼经》，即仪礼书，由最广泛的哲学见解至最详细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汇编而成。最后一部是《春秋经》，是一部简短的编年体历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481年间影响鲁国或在鲁国发生的诸重大事件。鲁国是孔子的祖国，这部编年史是孔于按照传统，依据较早的地方记录整理而成的。
从这些经典转向研究、利用它们的哲学导师，比较起来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极度深远且持久，所以过去2o00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可以公正地用一个词即"儒教"来表示。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师）于公元前551年出身于下等贵族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面临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到处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个较高的权力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想政治的见解。他确实得到过几个较小的职位，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转而教育年青人，希望他们能较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孔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他的教导和他个人的品格都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此书最古老的本子似乎成于他去世约一百年时。这书不是一部以殉难结尾的充满自我牺牲的史诗，但是它记录了一个人的迷人的个性——明智、仁慈、为其成年时的愚笨而苦恼；这些记录使人相信，他能够恢复平静，此外，他还具有一种可取的幽默感。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于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者。
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的人坚信梦在预言方面的重要性、种种占卜术以及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流行了，并成为国家的正式教义。其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认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帝国政府的建立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你可以在马背上赢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
公元前2世纪，孔子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宪对象。直到20o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那时以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总司令蒋介石权力主张要献身于孔子学说，要运用孔学的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台湾的民族主义政权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国家节日——教师节来庆祝。
孔子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胳、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是"清心寡欲地治理人民……填饱肚子。…无为而治。"
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要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需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的美德，而应是现实政治中的种种需求，不管这些需求的内容是什么。
法家的这些原则为秦统治者所采纳时，其效能显示了出来。秦统治者利用这些原则开始征服其他诸侯，建立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一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引起了一个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信誉扫地，而儒家学说则如前所述，被长期推崇为官方的教义。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因为要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一家官方教义，这正是法家的一个原则。诚然，胜利了的儒家学者从未掀起过官方正统思想守护者所特有的迫害异端的狂热；相反，他们满足于独占社会尊重和政府职位。这样，其他学派被渐渐淡忘了；道教因为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说，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虽然受到儒家文人学士的鄙视，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宽容。
三、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革命，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国的领导人。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难攻易守。秦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的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军队由于经常要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钢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使秦与中国其他国家的关系有点如同早先马其顿与诸希腊城邦的关系那样。最后，秦统治者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